特吕弗的电影《朱尔和吉姆》
（法）蒂埃里·贝托米埃
张洁之 翻译
Jules et Jim
de François Truffaut
(1962)
继《四百下》（les 400 coups，1959年），这部关于 Antoine Doinel 的自传集影片，以及改编自 David Goodis 的小说《祸不单行》的影片《枪杀钢琴师》（Tirez sur le Pianiste，1960年）之后， 特吕弗着手改编了Henre-Pierre Roché的自传体小说《朱尔和吉姆》(Jules et Jim)，他在塞纳河边的一家旧书店里与这本小说不期而遇，并称之为最美的却最不为人知的现代小说之一。影片作为新浪潮派的启蒙作品，同时也代表风格自由（运用许多外景，如著名的脚踏车上的场景）和笔调解放（直面道德解放，并在当时还很保守的法国崇尚夫妻与一方情人共同生活;同时，虽然影片语言非常书面化，但还是留给演员很大的即兴发挥的空间），《朱尔和吉姆》相较于同时代让-吕克·戈达尔的《穷途末路》(des A Bout de Souffle，1960年)，雅克·里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Paris nous appartient ，1960年)甚至克劳德·夏布洛尔的《表兄弟》（Les Cousins，1959年），在之后的半个世纪始终带给人以清新之感。
首先我们必须要谈谈这部影片是如何诞生的，它源自于一位大导演于一位忽略大众的法国作家 Pierre Roché 的相遇。Roché在74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他把他生命中的将近二十个年头（1907-1929）浓缩于250页中。他是个绝对的纨绔子弟（绘画的业余爱好者与大买家，也是毕加索, 布拉克和玛丽的密友），对于女性他有着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他懂得把生活变成一种艺术品。这本书来自于一份特殊的提纲，因为 Roché 整天拿着他的日记记个没完：小说的风格可以被视作一颗十足的文学宝石，它的每句话都力求简洁又包罗万象。为了准备这部影片，特吕弗多次与Roché见面交流意见。不幸的事，Roché在影片开拍前的两年去世了。然而，当特吕弗在影片公映后收到Helen Hessel，影片中真实的Kathe——二十年代巴黎重要的女权主义形象的来信，恭维他想要重新誊写《他们的》故事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如果吉姆就是Roché就是复身，那么对他而言朱尔就是近期被重新挖掘的德国作家法蓝兹‧黑泽。与Roché相反，法蓝兹对女性更为内向被动，他写了许多关于二十世纪初巴黎的杰出小说。这段伟大的始于一战前的法德友谊伴随着1942年法蓝兹‧黑泽在米勒营的死亡而终结。
如果说，这个故事通常让人们记住了一段伟大的兄弟情，那么主人公吉姆和 Kathe 的爱情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这段爱情是以 Roché 和 Helen Hessel 之间的争吵告终的话，那么作者在书中作了一些改变：他让两个主人公在故事结尾共赴黄泉，也只有这一结局是作者虚构的。作者以此唤起另外两个永恒的人物形象Eros 和 Thanatos，唤起纯洁的爱情这个经典的主题(借此也重温了 Rémy de Gourmont 的著作：《爱情和西方》，L’amour et l’occident) ，热恋常常伴随着自我毁灭。（于是《爱情与西方》中的两个主角最终一起死在了车里。）
在电影风格方面，导演特吕弗通过运用旁白，成功地保留了原著中的语境。开场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借助旁白，观众能够在两分钟内理解吉姆和朱尔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故事的结构而言，尤其是在描述时间的推移上，导演运用了技术手段，如片尾的彩虹、朦胧的意境、事件的衔接、人物的定格，它们延长了幸福的短暂时光，同时压缩了主人公分离的漫长岁月，这特别归功于导演出色的画面定格技术。最后，没有拍摄风格上的过度仿效，抑或是由于不断重复年代而造成的叙述累赘，仅仅是靠导演在远景中放置的毕加索不同时期的作品，细心的观众就能发现时代的变迁。
从爱情和友情这两个主题分析，《朱尔和吉姆》是一部及其轻松却又非常感性的电影，就像幸福一样——它是永不停息的漩涡，正如歌手Jeanne Moreau在著名的电影插曲中所唱的那样。电影吸收了原著的精髓：“幸福即不幸，人们还没意识到为它所付出的代价，它就消褪了。”——原著作者Roch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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