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岁的生命说起》
——威尼斯电影节之四
孙孟晋
兰波有诗：十七岁的年龄，什么都不在乎。
关于十七岁，我只记得傻里巴几的一堆未来的幻想——一个去给社会答案的人，一个背负得很重的无产阶级作家，外加亲爱的梵高的境界。我的十七岁实在是太在乎了，害得我不浅。
关于十七岁，王小帅向柏林而不是威尼斯，送过他的单车。若干年后，新的十七岁们不会明白那些个压抑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十七岁时的电影有——“向列宁同志致敬”，也有——“某某跳下去了”。成长里的电影有着我们自己的血液，我们总是在为它们骄傲。后来，我们不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开始看“资产阶级的电影”。再后来，我们开始感伤，因为我们一不小心过了十七岁的年龄，我们开始接受社会给我们的答案。
我每次看欧容的电影时，总会想起那句兰波的诗歌，也想起了欧容心中的十七岁。弗郎索瓦·欧容，一个喜欢表达失去的主题的法国人。我喜欢他镜头上的沉静，还有，一点都不法国式的絮絮叨叨，法国人的絮絮叨叨，和西班牙人的热情四射，统统是种毛病。尤其在影片里，一堆法国人围在桌子旁，不像是在吃饭，像是在交流吐沫，极不卫生，这一点和我们有点像。还有，一个喜欢倾诉的民族，不太会有纪律。不太有纪律的人，总是要吃败仗。
法国人一克制他的絮絮叨叨，就会诞生大导演。罗伯特·布列松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师，就是因为不罗嗦。法国人要罗嗦，尽管去写小说，因为小说是罗嗦的艺术，所以法国小说家都特别牛逼。你看法国人为什么没什么好的摇滚音乐家，就因为舌头上很罗嗦，美是美，但造反可是耽误不起时间的，你的舌头还在卷，战鼓却已熄。
笑话是笑话，欧容的冷静则要说下去。从《沙之下》到《泳池谋杀案》，这两部片子都是非凡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牵引着我们进入欧容的世界。这个演员找得好，有一副干瘪的衰老感，时间的沧桑划过她的脸，虽然依然矜持着，但夏洛特又总以妒嫉、依恋或者欲望的觉醒写满她的脸。《泳池谋杀案》是典型的欧容风格，他加入了不令人讨厌的悬念手法，十七岁式的生命袒露在夏洛特扮演的中年女作家面前，那座阳台是诱惑的平台，也是生命回首前的空地。
我曾经禁不住地发出感叹——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对遗失的反映是他的一把匕首，而内在的绝望是他的匕首上的血刃，有时是青春的失去（《泳池谋杀案》），有时又是一种朝夕相处的失去（《沙之下》）。
本届威尼斯正式竞赛里的两个法国男人——欧容和德斯普里钦，我投前者一票。
电影的讲故事是很重要的，按那个美国理论家斯坦利·梭罗门的说法——世界上全面影响电影的导演并不多，卓别麟、黑泽明、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等。他的意思是导演兼剧本的人不多。伟大的小津这么强还不是因为有一个“贴身”的编剧。当然，小辈里欧容算是一个。张艺谋后期这么烂，也是由于没好本子，不过，一个搞艺术的人对钱没有任何忌防的时候，他就会拾起垃圾当宝贝。
把本文主题定在十七岁，有个隐含的意思。生命虽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但纯真在那个年龄还不是残羹剩饭，青春的萌动在那个年龄也不是伤风败俗。人生的意义是蜕变吗？绝对不是，尽管欧容镜下的中年女作家最后脱下了裤子，尽管电影老人的孙子一代也已老去，但那剩下的一点点冲动在让我们明白——我们还爱着什么。
十七岁面对世界，可能是一种束手无措。因为个人是孤独的，也因为有孤独，我们才会去拍电影。
我的十七岁还没有发育完毕，还没准备好束手无措。是个永远慢三拍以上的人，所以电影对我来说——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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