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半生
孙甘露
我出生在上海，在那里生活了差不多“半生”，在这里，我想借助奈保尔的书名，引起一点微小的在不同文化之间穿梭的联想 ，更重要的是想引起一点在同一文化空间的不同时期之间穿梭的联想。
除去短暂的外出旅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差不多被各种似是而非的描述所淹没的地方，你几乎可以据此勾画出那个如今被人们如此热切地回望着的上海，那是一个由流氓头子、电影明星和若干一瘸一拐的洋人所构成，一系列关于旧上海的电影，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的象征之作。上海，这两个字，除了十九世纪在英文中的那层污秽的意思之外，如今，大概也意味着挣扎着想要优雅的浮现出来的意思。
我的阅读、写作、经验和无意识，都是为这个上海所左右的，即便以“世界主义”来界定的上海，我还是个地方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的乡下人。一如俄国诗人曼杰尔施塔姆的诗句所揭示的那样：“我爱我这片可怜的土地，因为其他的土地我没有见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上海，在各种文字、影像和声音之间，幻化为一个纯净的世界之都，而且越来越纯净，就象香烟盒上所标明的“特纯”。坦率地、负责地、而且是毫不矫揉造作地说，这是一个我所不认识的世界，我说的不是本地人和观光客所进出的“上海”，而是所有那些关于“上海”的描述。
我对这十几年来的各类文字，（这些东西都以特纯的文学观来约束自己。）所汇聚成的那份关于上海的纯洁狂想，没有疑义。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个通道而已。我此刻关心的是他们的所来之处，不是这个游戏，而是这个游戏的规则，也就是所谓“古老的叙事逻辑，出自某种甚至我们出生之前就将我们构织了的象征形式。”
我从最基本的角度，甚至我想说是从最低的角度来看上海，我尽量避免使用感情色彩过度的词。
你可以在今日的上海写作中读到所有最时髦的语汇，而且大都烟尘般的随风飘荡，他们由某幢旧宅及附着其上的民国传闻，一堆仿民清家具、满清款式的唐装、永远不老的香港明星和倚老卖老的台湾明星、摇头晃脑的日本艺人和鼻梁笔挺的韩国美人、英国的一两所学校和美国的一两家公司，一辆德国的汽车和一桩永远担心有外遇的婚姻所组成。当然，还要捎带着一两家新开的餐馆、一两则半新不旧的黄色笑话以及一两则恶心人的手机短消息。如果你知道上海的人口的结构，就会知道这种文学指涉的社会阶层所占的微弱比例，我当然知道优秀的文学不是统计学，不因为书中的人物是罪犯而成为末流的作品。
这些语义重复的写作，有一种悦耳的阉人歌手般的纯美，中性或者说雌雄同体、有着丝绸般的温柔手感、 钻石般冷漠的光芒，越来越接近于时尚杂志里杜撰的美容和瘦身手册，你有一系列指标需要供奉，我敢打赌，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人做到的，除非你象传说中的玛丽莲•梦露那样抽掉两根肋骨。
在某种意义上，我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风格和结构才是一部作品的精华所在，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一个时期的文学如果不能建立在各类成熟的风格之上，而仅仅是文献意义上的档案，那么这种亦步亦趋的文学和他所描写的时代，最终毫无意外的会趋于湮灭，我一贯的看法是，一种未经恰当描述的生活，几乎是不存在的。更极端的看法是，甚至因为那个时代糟糕的文学而更快地被人遗忘。
在这里，“上海”是“表示删除的斜线，镜子的表面，幻觉的墙，对照的边界，界线的抽象，能指的倾斜性，”等等。
你知道，我随意套用的就是罗兰•巴特的S/Z中的那根斜线，让我们回到那个高高在上的形式，他提醒我们注意没有简单唯一的事物，在每一个简单判断中都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他们彼此映射，十分耀眼，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他才容易使人熟视无睹。就象我在别处引用过的昆德拉的观点，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说的那样，“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米兰•昆德拉进一步强调：“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
这可能是我说“小半生”的意思，“小”意味着个人立场和作为小说作家的态度，“半生”在暗示着有限的时间长度之外，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提示。
双城记，或者上海、香港、台湾三地文学的比较，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工作，这也使我产生联想，在上海一地的研究中，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价值作为时间上的双城，加以研究，比如“文革十年”和“九十年代”，他们的日常生活、语汇、传播以及控制之中的遗忘和对控制的无意识的遗忘。
感谢香港艺术发展局，使我有幸领略香港，初步获得双城的概念，使我得以触摸多年来许多上海市民精神上的依傍。
感谢在座的诸位，容忍我占用你们的时间。希望你们宽容地把这看成是上海对香港的一次小小的滞后的“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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