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杀手——克劳德·米勒《真爱大逃亡》（刘苇影评）

游荡杀手——克劳德·米勒《真爱大逃亡》

刘苇

一部反侦探的侦探影片

《真爱大逃亡》是一部优美而奇特的影片。电影的成功，除了两位演员（伊莎贝尔·阿佳妮扮演女杀手；米歇尔·塞罗扮演私家侦探“天眼”）出色的表演之外，还在于导演（克劳德·米勒）以新颖与反常的手法处理原本具有黑色幽默成分的作品，将凶杀演绎得华美、轻快而明亮，减去了同类影片中通常具有的因杀人与逃亡而产生的紧张、黑暗和沉重感。但刺激依然存在，丝毫没有因影片影调的华美而有所减退。

克劳德·米勒虽然沿用侦探片模式讲述故事，但他具体做法却是与通常的侦探片反其道而行之：取消悬疑；将凶手一开始就告诉观众；漂亮迷人的女杀手可以轻松地连续作案；没有警察干涉（直到她伙同贝蒂抢劫银行失败才开始出现警察）；没有报案人（私家侦探并非因杀人案才介入）；也没有因案件而受到牵连的人或蒙冤者；没有出现想方设法想要伸冤或费劲心思破案的人。

影片设置的唯一悬疑，就是一名私家侦探为什么要为凶手遮掩和清理现场。当然，影片也很快就给出“答案”——“父女情”。但影片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你，他们是真的父女关系，还是一种臆想？影片对此一直含含糊糊，直到最后一刻，你才会获得真相。

女杀手玛丽(影片中她有各种化名，我们姑且像那个私家侦探一样，称她为玛丽)像游戏一般，边伪装蒙骗、边流窜杀人地走上一条不归路。影片法文名 Mortelle randonnée 就有游荡杀手的含义。

但玛丽的杀人，不是出于某种个人正直的原因，或出于社会与政治上的严肃动机，也不是出于因坠入一种悲伤的境地无奈为之。玛丽完全是兴致勃勃地勾引、欺骗与杀人，俨然将这一切看成是一场魔术表演，仿佛被她杀死的人过后会从幕后走出来那样。因此，《真爱大逃亡》不像通常侦探片那样，含有天然的正义色彩和作案者负有强烈的罪恶感。

然而，在这样一部貌似侦探题材的影片中（导演似乎是对好莱坞早期影片《雌雄大盗》的戏仿），影片暗含着“错失”的主题：即女儿对父亲的错失，或父亲对女儿的错失。于是，他们所有反常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对错失的一种弥补。玛丽的杀人是为了唤醒记忆中的父亲形象；而一名侦探不自觉地加入杀人游戏是为了感受女儿存在的快乐。

此外，那一对奇怪敲诈者出现在影片中显得滑稽和突兀，包括贝蒂的出场，使影片陡然出现了一丝阴郁的味道，像一个不和谐音，但他们却如同玛丽一样，将人生当作一场游戏，心中不存在道德和法律戒律或宗教敬畏感，唯一的区别是他们（那对敲诈者和贝蒂）动机不明，人物行为也不可预测。

影片中两个男女主人公只是行动，没有思考，也没有具体细微的感受，仿佛是受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不停奔走。导演对此也不做明显的刻画。他要的不是对行为（错失的补偿）作深入的心理分析，只想展示他们行动的过程。克劳德·米勒真正关注的，是如何赋予他们行动时一种美感。于是，在这样一部充满杀人和死亡的电影中，凶手的美艳与叙事的唯美成了影片主要特点。只要有玛丽和“天眼”出现，影片的基调总是明亮和优雅的，如同片中那一段咏叹调似的。故此，我把《真爱大逃亡》看作是克劳德·米勒的天马行空之作，他的目的就是要反过来——反过来拍摄侦探类型的影片，反伦理等等。

也许，富有意味的是，导演在影片中似乎暗示着（比如那句台词：“你喊啊，我喊了二十年都没人理睬”），在人生僵局中，或许只有孤身奋斗才有可能成为一次突破点——哪怕会误入歧途，哪怕会遭致毁灭。

硬币的两面

然而尽管《真爱大逃亡》很好看，里面有漂亮的女主角，优美的画面，诱人的景色，花园豪宅，以及明快的叙事和回荡着一种令人解气的快感。

但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部影片那又是另一回事。因为影片挑战了我们的传统观念。首先，影片让我们觉得杀手并不是个坏人，杀手的美艳与年轻与我们以前看惯了的凶残与血腥模样完全不同，让我们从视觉上不将玛丽当作凶手看待。其次，侦探理应是侦破案件的，但在影片里，侦探却暗中帮助杀手，这也与过去的侦探片绝然相反。然而，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这里，可以有一种纯粹的解读方式。那就是把这部影片看作是导演的游戏之作，他只是为了拍一部好看的电影，并且假设他对过去的侦探影片中好人、坏人分明，正义总会得到伸张的模式感到厌烦，他想拍一部完全反过来的影片，仅仅是出于好玩。这样的理由并非不存在，就像现在许多的电脑游戏一样：杀人或被杀是游戏双方的一次输赢，与社会公理、道德、法律无关。

此外，还有另两种解读方式，它们则有些微妙，我们得化些时间。私家侦探“天眼”以专业姿态，为女杀手清理她遗留的作案现场痕迹，他做得干净、沉默而专注，自愿地陷落在一种困境中；同时他还跟踪、挑唆、抢劫、暗杀，像一个老到的坏人。但我们知道他不是。因为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念叨着自己的女儿，这时，他既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又像是被迷惑住了。影片从头到尾将他处理得风趣可爱。他执着，却又记不起自己女儿的模样；他清醒地行动，仿佛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却又始终像是处在幻觉之中。他将杀手当作自己的女儿，而其实，他的女儿早就去世，只是幻觉中他还认为女儿一直活着，就是眼前的玛丽一样。就这样，幻觉导致了他清醒地行动。清醒与幻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影片将一名私家侦探的内心刻画得栩栩如生，他唯一的动机，就是想要弥补，弥补对女儿的爱。同样，玛丽在勾引男人的时候也不断地杜撰自己的身世，其中自己悲惨的童年和父亲之爱的缺失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于是，在他们作案的时刻，我们看到的却是对爱的渴望。这是电影的奇妙之处。它将两种相反的东西离奇地融合在一起。而且，这一刻（观看影片的时刻），我们的道德观是被悬置的，我们不将道德作为评判电影里人的行为的依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潜意识里知道，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纯洁干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似乎永远不可能存在，即便像伊甸园里还有蛇（撒旦）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去责备夏娃偷吃苹果行为的原因——因此，道德法理并非衡量现实所有现象的准则。回到电影，我们最多把侦探的爱看作是一个心魔，一种个人的心结。只要是出于爱的动机，我们总能加以原谅。因为大家是如此善良。

导演在处理影片时，重点放在爱的缺失上。女杀手玛丽显然是缺乏被关爱的人，贝蒂也同样如此。这样的缺失并非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具有普遍性。而侦探“天眼”代表着一种遗憾，没有能够将爱施予子女的父辈的遗憾，对此他已经无法加以弥补，于是错位地将爱施予在玛丽身上，从而获得一种安慰。

影片将私家侦探叫做“天眼”是有涵义的。他一定看到别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侦探“天眼”在影片中就几乎像个瞎子一样分不清真相，比如他分不清女儿的面容，他像被女杀手蒙蔽了似的自愿地跟着她犯罪，甚至不惜去抢钱然而故意设计好现场让玛丽轻易地将钱拿走等等。然而，“天眼”的绰号不是为了起到反讽的效果，它一定具有某种涵义。

在玛丽内心深处似乎有着一种强大的恐惧感，那不是对杀人的恐惧，而是一种对缺失的恐惧，她杀人是为了掠夺和拥有，杀人后仿佛可以稍稍消弭一下那种不曾拥有的恐惧，但不久恐惧又开始产生，于是又去杀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但在她恐惧中最为缺失的则是爱。她没有被爱的感觉，所以她杀人也不会痛心，像一个外星人似的。因为，她从没得到过真正的爱。她的恐惧，在被称为“天眼”的侦探眼里，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他要施爱，要跟随她，保护她。这也就是为什么影片中玛丽会去杀人，侦探会私下里帮助她的原因所在。

导演通过影片告诉我们，玛丽有着悲惨的童年，这是为了让我们对她产生怜悯。孤独，家庭破碎，无人关心，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建立在等级差异上的社会秩序等，是一切社会弊端产生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只是掠夺和杀人，而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原先可以这样做），因为她不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导演的思想：她让玛丽的个人泄愤行为成为打破社会等级和秩序的一种象征。克劳德·米勒赋予玛丽行为的意义在于：谴责社会吧，不要谴责像玛丽这样的人。

上述的解读是站在电影的立场，在揣摩克劳德·米勒内心想法后作出的。这样就势必与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法则相违背。我一开始就说过，《真爱大逃亡》是在挑战我们的观念，甚至要颠覆我们已有的信念。《真爱大逃亡》的真实意图，就是要进行解构，解构我们秉承的传统观念，看看它是否已然松动，起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完全不背离传统观念下看待这部影片，认为这部影片是反映了：人的欲望才是主宰人的最终力量，它抗拒社会现有的秩序，像洪水一样冲决了法律与道德，起到破坏社会的作用；同时，欲望最终也加速了人的自我毁灭的进程。

两种解读就像硬币的两面，他们合而为一，相辅相成。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的提示，两种解读都能成立，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这是克劳德·米勒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