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天地于一炉的艺术

禾畴

    来纽约这么些年﹐还从来没有在萧索冷寂的冬日去游览过中央公园。今年二月﹐正是风雪频频光顾纽约的时令﹐我却破例两度造访了它﹐为的是去领略行为艺术家克利斯托和珍-克劳蒂夫妇的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门》。

    那是个艳阳天﹐我一走进公园﹐踏上蜿蜒起伏的步道﹐就立刻感到一股炙人的热潮扑面而来。试想﹐7500余座高16英尺﹑重800磅﹐上面挂着桔色帘幔的钢质门架﹐在23英里蜿蜒起伏的步道上以12英尺的间距排开﹐这是何等宏大的艺术构想。

    随着络绎不绝的人群﹐我悠悠地穿行在一扇扇飘拂着桔色布幔的门下﹐几乎忘了这是寒冬季节。沿途有出售画册和旅游纪念品的摊位﹐有业余杂耍演员技艺高超的献艺﹐有单体和组合式的音乐舞蹈表演﹐有画家在为游客作即兴的肖像写生……纽约人用各种形式来为这个艺术盛事助兴﹐到处火辣辣的﹐把一个冬季的中央公园营造得人气沸腾﹐人和环境形成了彼此依存的互动。

    走到湖边﹐看见飘拂的门幔把平静的湖水染得桔光灿灿﹐我的心旌也随之摇荡不已。我登上公园的高地﹐放目远望﹐桔色门架的连续排列﹐本身就产生一种奔流感﹐再加上布幔的飘卷和飞扬﹐就更显得波澜壮阔。像是一条游走在冬林中的火龙﹐像是一股一泻不回的赤流﹐更像是一阵有色有形的狂飙﹐吹遍了整个公园﹐一扫它在酷冬主宰下的死静和颓靡。面对满眼生动亮丽的桔色﹐我禁不住发出感叹﹕“壮哉﹐斯景﹗”﹐它可谓是艺术家融天地于一炉的大手笔﹐以占地843英亩的中央公园作画布﹐汪洋姿肆地涂抹他们胸中的豪气。

    几天后﹐一场大风雪袭击了纽约﹐雪后我又一次奔往中央公园﹐欣赏到的是由连绵蜿蜒的桔色布幔﹑茫茫无际的白色雪原以及一片片黑黝黝的冬树秃枝所组成的色彩三重奏。

    我叹服克利斯托夫妇卓有识见﹐选择冬天﹑选择领衔全球公园之首的纽约中央公园来展现他们梦想﹐这实在是个高明之举﹐占尽天时地理之光。我还叹服他们为了圆梦不惜一掷万金的气魄﹐他们为这个艺术展耗去的资金达2千1百万美元之巨﹐这些钱来自他们销售画册和拍卖地景艺术的模型和美术拼贴﹐而他们的艺术展为纽约市带来的经济收益是2亿5千万美元。

    克利斯托1935年生于东欧的保加利亚﹐从小酷爱艺术。早年﹐为了追求自由﹐他几经辗转后流亡巴黎﹐他的才华得到一位法国将军的赏识﹐他和将军的女儿珍-克劳蒂相恋﹐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为伉俪兼工作伙伴。后来移民美国﹐数十年里夫妻相濡以沫﹑孜孜不倦地求索于地景艺术。

    对地标性的建筑物和特定的场地进行包捆﹑覆盖和装饰的地景艺术﹐是一门兴起才数十年的现代行为艺术。通过对环境进行工程浩大的艺术处理﹐使之产生一种迥异于原来景观的新意﹐在对民众产生强大视觉冲撞的同时﹐也使他们对人和环境的关系有所思索。从事地景艺术活动是一项复杂﹑繁琐和工程浩大的劳动﹐艺术家有了构思后﹐得对建筑物及其环境作实地测绘﹐再绘制众多的效果图﹐制作一件件立体模型甚至实物来测定效果﹐接下来的工作是说服地方当局批准自己的计划﹐而最后的实施则是一项由众多人员参与的大型社会性劳动﹐必须在艺术家的规划指导下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例如﹐7500扇门在中央公园安装﹐就动用了千余人力。

    正因为地景艺术从构思到设计到实施是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因此﹐艺术家若没有深厚的素养﹐非凡的想象力﹑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实干精神﹐是断难成事的。其实﹐远在1979年﹐克里斯托和珍-克劳蒂就产生了对于地景艺术《门》的构思﹐他们虽然为此做了大量复杂而繁琐的设计﹐但他们的计划一直没能获得纽约市政府的许可﹐在他们不断的申诉下﹐直到2004年现任市长彭博才独具慧眼地批准他们的项目﹐圆了他们追求25年之久的艺术梦。

    无独有偶﹐克利斯托夫妇包装德国柏林国会大厦的壮举﹐也是一个经历了25年漫长岁月的等待。柏林国会大厦是一栋历史性建筑﹐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兴起﹐希特勒为了打击异己﹑实行独裁﹐在这里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在这段历史的启示下﹐克利斯托于1971年萌发了包装它的灵感。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后﹐他们捧着图稿﹑模型和企划书向德国的朝野游说﹐但科尔总理坚决反对﹐他对他们的陈情信置之不理﹐甚至拒绝与之会面。由于克利斯夫妇的锲而不舍﹐使德国政界对他们的计划形成两种相持不下的意见﹐最后不得不交付议会讨论﹐并以投票的方式决定对它的取舍。1994年2月25日﹐在德国波恩﹐克利斯托和他的合作者们坐在众议院的旁听席上﹐戴着耳机﹐通过同步翻译器听取议员们的激辩﹐当投票以293会对223票通过这个提案时﹐他们禁不住喜极而泣。

    1995年6月﹐这座建筑终于被银色的塑料布包扎得严严实实﹐宛如一座巨大的现代抽象雕塑﹐并给人一种怪异的神秘感。它寓意曾经掩藏在这座楼里的政治黑幕﹐提醒人们不忘反思历史。这一地景艺术的揭幕在柏林市民中产生万人空巷的轰动﹐并招来500余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为了一项艺术活动的命运在议会辩论并投票表决﹐这是一个开历史先河的举措﹐从而成为艺术史上的佳话﹐它也反映了地景艺术的社会参与特性﹐以及见证了它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波。

    克利斯托夫妇的地景艺术具有强烈的雕塑感﹐但其恢宏的气势是任何雕塑作品不及于万一的。上述对柏林国会大厦的包捆就是一个例子。此外﹐1998年﹐他们在瑞士巴塞尔所作的《树的包扎》可以被喻作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树的雕塑展。他们在公园里选择了198棵形体各有特征的树﹐其高度从2米到25米﹑直径从一米到14.5米不等。用半透明的尼龙布和尼龙绳将它们的树冠包扎起来﹐仅裸露树干。于是﹐每一棵树都成了有棱有角的立体物﹐还隐隐约约透出里面的树枝和树叶﹐像是一块块树的化石﹐一尊尊树的冰雕﹐又像是其它正在挣脱束缚﹑充满动感的生命体﹐总之﹐任凭你去自由展开想象。早在1969年﹐他们还对澳大利亚雪梨附近的一处海湾峭壁进行了包装﹐硬是将沿海一段十万平方米的山岩变成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雕塑。

    克利斯托夫妇的地景艺术除了具有雕塑的特征外﹐还有它的油画特征﹐最特出的例子是1983年他们在美国福罗里达州比斯坎湾所作的大型地景作品《围岛》﹐在蔚蓝的海水中﹐浮现着十一座绿树葱茏的人造小岛﹐它们形状各异﹐在它们的四周用粉红色的布料环围起来﹐其边缘是柔美而富有变化的曲线。远眺之下﹐就像是一幅以海和天为画布的巨型油画﹐令人联想起百年前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笔下的油画杰作《睡莲》。不少富人为了欣赏这一千年难遇的奇景﹐驾驶直升飞机在海湾上空久久盘桓。另外他们1978年在密西西州为一个公园步行道所作的包装﹐也有强烈的油画意识﹐打着皱的金黄色布匹铺在公园道路上﹐就像浓稠的油画颜料在草地上所作的涂抹。

    地景艺术还是一门环境的艺术﹐它和环境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在两者互相烘托下﹐它才可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颠覆性的震撼效应。《门》的构思若没有像中央公园这样大气魄的场所来容纳它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奇效的。1991年10月﹐克利斯托夫妇同时在美国加州和日本茨木的两个山谷里展示了宏大的地景艺术《伞》﹐每把伞高6米﹑直径8.66米。日本虽然是个土地紧缺的岛国﹐但由于重视环境保护和善于利用土地资源﹐它的山谷到处都被绿色的农作物覆盖。为了特显这一环境气氛﹐克利斯托选用纯净的蓝色作伞面﹐将1340把伞密集地安置在山坡上﹑稻田里﹑溪流中﹐甚至农人的院落里。而美国加州的山谷是一大片没有开垦的沃土﹐它被浅黄色的牧草所覆盖﹐基于此﹐他们用亮丽的金黄作为伞面的颜色﹐伞的数目较日本多出400余把﹐让它们松散而随意地向四面八方发散﹐绵延18英里。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星星点点的金黄﹐犹如一片耀眼的灯火。展示了美国国土的辽阔和它所蕴含的勃勃生机。同是伞的主题﹐因为环境的不同和处理方法有异﹐给予人的是对土地的不同诠注和思索。另外﹐《山谷的屏幕》是他们为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量身打造的地景装饰﹐用一万三千平方米的桔红尼龙布在美国科罗多拉州赖夫尔的两座苍翠的山峰之间挂起一张巨大的屏幕。蜿蜒的公路从它底下游过﹐后面是被雾气染青了的远山﹐远山的上面是飘浮着云彩的蓝天﹐艺术家的作品和自然环境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而《游走的栅墙》则是利用自然界丘陵地带的连绵起伏﹐造成一股不可逆阻的运动气势。

    克利斯托夫妇醉心于他们的地景艺术﹐他们并不在意经济上的得失﹐也不是旨在为自己建立一座座永久性的纪念碑。他们的艺术是一种实时的艺术﹐一般维持2到3周便会拆除﹐此后﹐他们创造的奇景只可能在影视中﹑照片上见到﹐或是在他们的设计图册里窥得一点端倪﹐要不﹐碰巧会在博物馆邂逅它们的一些模型。用克利斯托自己的话说﹕“一个宏大壮丽的景观骤然落幕﹐会让人产生一种对美的扼腕和怜惜﹐而这﹐正是我希望获得的美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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