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伍德斯托克
孙孟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的集体性名词并不少：嬉皮士、五月风暴、新浪潮、新左派运动、马丁·路德·金……但像伍德斯托克这样的史诗般的聚会，一直被拿来凭吊的，或者用作更广阔的幻想的，则独一无二。
在40年前的纽约郊外发生的那一幕无法复制，更无法回潮，它像一场年轻梦想家的运动，在身体和内心突然走近的一瞬间，将音乐的盛宴转换成了一次对爱与和平的朝圣。1969年8月15日——17日，近50万的年轻人享受了一场关于乌托邦理想的最后洗礼。
翻开任何一本美国当代编年史，都会把嬉皮士的口号——“不要战争，只要做爱”当作某个章节的标题，而伍德斯托克则是它的巨大的废墟，被越战的残骸和一代人的梦魇祭奠着。也许，我们对于称得上伟大的偶发事件，都会充满画匠一般的笨拙。然而，凡是在理想主义的外衣下滥觞的激情，几乎都是被动的，甚至有一种情不自禁的集体自我毁灭的冲动。
现在再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会发现太多的巧合与难以置信，这构成了二十世纪青年文化运动的华丽乐章，它的每一段自我牺牲的细节都被后来超现实的梦想供起，犹如人生的初恋即使扎紧着被遗弃，也会在野地里开花结果。
经历过伍德斯托克的人们，无论是如今的中产阶级，还是潦倒的文化人，都会将那三天三夜的体验当作人生的一道门槛——在黑暗与光明之间的解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花童”（嬉皮士的代名词）的纯洁与无政府主义状态是呈正比的，身体释放和心灵慰藉也是呈正比的，他们对现实逃脱的无力和自发的狂欢欲求更是呈正比的。或者说，那个岁月本来要面临的是一场西方反主流文化高歌猛进的挽歌，却因为有了那场超越了音乐范围的聚会而更显悲壮与无极限。
从感受挫败感到感受惊心动魄的大震荡，从濒临灾难的绝望到纯真内心被彻底宣泄的大写意，史诗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仿佛是用身体堆积起来的一场非宗教的祭祀，它也宛如进入另一个时代之前的最后一次讴歌。似乎那一代人的感性部分都在那三天得到了完美蒸发。
在今天看来，是四个无名小辈在一片牧场上随意绘制了一张拥挤的地图，然后是如蚁般的人流涌来，谁也没想到他们聚在一起所达到的空前数量，谁也没有考虑过他们是去撕破美国国旗还是随着音乐飘荡。他们把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都融于一身，在魔鬼的烟雾中超度，在泥泞的自由中清醒。他们本来是以弃儿的身份逃避，他们本来又被自己的价值判断所迷惑，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明天的真理和原则，他们追逐着摇滚与民谣偶像的光环，这是一场告别的聚会。
伍德斯托克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场雨的贡献是让几乎所有人都以非常态的方式接近了大地：他们在泥地里翻滚，他们在河水里洗净内心深处的肮脏。当太阳对这个时代的最后生命礼赞视如无睹的时候，他们想到了自己拯救自己。在往后整整四十年的音乐盛会里，类似伍德斯托克的音响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接近于伍德斯托克精神气质的，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自发的激情汇成了大河，流淌到一个时代麻木的神经，它的冲击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也真的难以区分：草地上躺满了几十万人，和刀锋上站着一只小鸟，这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无助和敞开，在轰鸣的工业文明里都蒙上了令人怜爱的追光，我们纪念它是因为他们让牧歌一样的友爱出现在一个最最幻灭的时候。
有的歌手依然抗议，如瑞奇·海芬斯（Richie Havens）；有的音乐家本身就是致幻极品，如来自东方的拉维·香卡（Ravi Shankar）；有的人是来道别的，如珍妮丝·乔普林（Janis Joplin）；有的乐队是不砸东西不罢休的，如谁人乐队（The Who）；而有的人是为肃穆的天空弹奏出浑浊之音的，如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只是一场音乐盛会的伴奏者，他们如何精彩已经不重要，那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把童话述说了七遍以上的神话。
历史就是这样，规模影响了本质，状态影响了魔力。曾有人说伍德斯托克是混乱和闹剧的代名词，但诋毁它的意义，就等于在诋毁一次非功利的集体合唱。至少在那样的赤裸着身体和灵魂的三天三夜，极少有犯罪发生。事实证明，反战情绪进入低谷引发了以致幻物质为生，摇滚反主流文化的存在又引发了某种生命的躁动，而突如其来的高潮没有事先的约定，也没有夹在文化变更期的准备，它就是从High到High的诗情大发作，享受彼此成了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伍德斯托克的高潮来得很快，随后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到来。你可以把梦想扔向一片名叫伍德斯托克的天空，但它再也没有回应，它无意中成了人类历史的某个篇章。这个篇章终究被隔绝，也终究被描述过度，但逐渐地有了一条戒律，诋毁伍德斯托克的几乎绝迹。
因为没有人愿意诋毁童话，以及或多或少掀起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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