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啦”
孙甘露
七月的一天，整夜闷在封闭的列车里。一大早出北京站，碰上一黑出租，摇摇晃晃拉到北郊。下午心脏就有点盯不住了，这才记起忘了带药。除了间或的锯子锤子声，四下安静，杂货铺两脚人四脚兽一概没有。只好致电徐静蕾，让她来前先去趟药房。
一通手忙脚乱，喝了点凉水，吹了会儿空调，半躺着假眠了一阵儿，徐静蕾的声音就到了：“我来啦！”仿佛战地医院的女护士。见面先递上保心丸，这要是搁电影里，大概属于较差的桥段。
我相当业余地充任记者，听她回答也许已经回答过上百遍的问题，琢磨着从她直接干脆的谈话中发现一点线索，在编剧王朔和导演“老徐”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对电影的理解也许有赖于此。这个相当老练的演员，由多年前那个稚嫩的学生演化而来，成为一个“理性”的导演，同时能在商业电影中——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如地出任花瓶，比如她前天还在香港拍摄的《伤城》中的角色。
她的坦率、明晰，以及于瞬间投入工作的敏感——套用一句套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在细微事物上的热情，使她有能力在现实中捕捉并保持住准确的焦点。
“多年前”，摘一段我的“流水”：“在北京，时事公司投资排《我爱XXX》，跟王朔一起去看剧组排练……那个寒夜，从亚运村的韩国馆子出来，去青艺，穿过一组复杂的楼梯，仿佛在一阁楼上，剧组在联排。而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旁的椅子上笑得差点岔过气去。遗憾的是没见这戏公演。快十年了吧？今日的明星，那时候还是个没长开的丫头。”
那“丫头”，就是今日的老徐。依我有点模糊的记忆，她是那群被孟京辉扇乎得乐癫儿的演员中，唯一有点游离、恍惚着的。
他们使劲拍打着椅子，摆弄着防风打火机，手电筒，一字排开，忽然又挤作一团，在巨大的投影前，贫嘴、饶舌、打闹、抓挠，一边演着，一边被自己的表演逗得乐不可支。坦白地说，我笑得有点失态，唾沫被倒吸进喉管里，嗓子哑了；王朔在一旁淡笑，间或跑到楼下的小剧场，去看一眼正在演出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而“老徐”则微微像是一个局外人，并非全然因为是个新手，而好似永远保有着新手的迟疑。
在她看来，她从来就是个边表演边审视自己的演员——即便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全然体验派的理论来看，也要求演员保持适度的“理性”。
她是若有所思的，不论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一个人，不论是剧中还是在生活里，在她乐呵呵的表情之下，似乎有一个不那么乐呵的人在置疑什么。鬼才知道那是什么，没准儿就是置疑的天性。
也许我是错的，这个“老徐”和她所塑造的人物，彼此映照，来回渗透，互为表里。“她”成为一个镜中的影像，一种投射，或如刘苇在《蜡像》一文中写到的：“既是对原型的恭维，又是一个赠品。”
她并不把《梦想照进现实》看作是一个例外，那只是她所愿意尝试的任何样式的影片中的一种。你也许可以在影史或者同时代人的尝试中搜寻依据，但是这部影片确实发端于一个特殊的头脑，一个由北京滋养，既令其骄傲也令其难堪的头脑。它的含义、可能性，只有到催生这种语言方式的土壤中去寻找，而它的衍生物，你终将发现，那是无处不在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在影片中，被推远了的动荡背景、看似源自创作者的真实经历，实际上，那正是他们的冲动、反抗和美学。”
当年，姜文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拍摄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我给报纸写过如上评述；我想，这应该也适用于《梦想照进现实》。
捎带说一句，姜文带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来上海试映时，设宴招待朋友，虽然喝至微醺，依然节制谦逊，不似日后传说的那么令人匪夷所思。是的，时间会使世间的事物发生偏移，一如光线的移动改变结晶体的反射，即便如此，坊间的传闻，依然使我难以接近事物的真相，也许公众更需要一些淘气乖戾的形象供他们消遣。谁知道呢？
支着录音笔，扯了近两小时，中间找水、抽烟、接电话诸般杂事，彼此觉得把话说干了，一致同意歇了。
天色渐晚，一干人去城市酒店左近的饭馆晚餐，这边正泊车，那边徐静蕾一人沿着街边直直往前走。素面朝天，如放学的女生。那安静的姿态，表示她知道北京是她的，她是北京的一部分。
阿城牙疼，说嘴肿得跟海豚似的，无法“侍宴”，众人想象了一番海豚的模样。在陈丹青、查建英、张锐等赶到之前，我们已将前菜扫荡了一遍。谈话真是叫人容易饿。
此行受《收获》之托，为“一个人的电影”栏目做访问，近四个小时的谈话录音之外，捎带和王朔、刘奋斗看了一宿电影。王朔挺欣赏自己的投影设备，放什么都有一种特殊的暗调子，能使任何影片的影调获得提升。刘奋斗的影片则从头至尾打着“样片”二字，似乎永远处于未完成。
原载2006/8/9《上海壹周》
版权所有 游吟时代 保留全部权利 © 2003-2013 Youy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