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流水》
孙甘露
之七
三月一日
天气渐暖。下午去作协参加《上海文学》的颁奖会。按吴俊的说法，是观礼去了。如孙颙在会上所言，《上海文学》对我们有知遇之恩。那些年轻获奖者怯生生地模样，大约就是二十年前我初次见到杨晓敏、周介人两位老师时的样子。陈思和问起《少女群像》的出版事宜时说：你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其实是一样的。此话意味深长。得赠译文版四卷本《卡夫卡文集》及翻译小说数种。
三月三日
中午张水舟来电话，讨论《少女群像》出版事宜。晚上和张昭通电话，约了四月初去北京。
在黄金城道的音像店购唱片两张，马友友演奏约翰·威廉姆斯的电影音乐，《四海兄弟》等等，大师之慢板动人之极。朗朗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个天生的演奏家，奔放、细腻、炫技。综合了殷承忠、刘诗昆、李云迪等几代演奏家的激情、克制、浪漫和感性，令一个中国爱乐者对钢琴作品的东方式演绎心驰神往。相形之下，吾辈外行在此地见到的若干弹钢琴的人倒像是在灶台上演奏。
三月七日
母亲六十九岁生日，甘霖昨日从新加坡回来。上午母亲原先学校的一些退休老师来，中午在小区对面的添彩酒楼为她祝寿。
三月九日
读完《拉维尔斯坦》——索尔·贝娄认为书是“定时的语言食品”。对我们又有益又有害——我的没有多少创见的看法。由于“人是这样一种造物，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话说。”而此地有另一种相异其趣的传统，如苏轼的诗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或者我在五台山塔院寺文殊发塔所见的楹联：“瓶中甘露常偏酒，手中杨枝不计秋。”
天色渐亮。想起索尔·贝娄的另一部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那本书里的人物上火时会大叫：“我是修油表的，别拿里程表来烦我。”时隔多年，《拉维尔斯坦》的年事渐高的叙事者齐克对于“心”有了新的解释：“科学技术近来所提供的——如今人们可以到消化系统或心脏去观光。而心脏——归根结底只是一组肌肉罢了。”
三月十日
在罗森便利店看到今年的《书城》，立马抓来翻阅。去年岁末，风传它将停刊。在货架旁一气读完翟（由页di）写田纳西·威廉斯的文章，翟（由页di）称你到了新奥尔良，就是踏上了欲望号街车。文中援引剧作家在他的第一个同性恋人kip离他而去时写的信和日记：“我会像懒散的浪花那样好好地度过余生，在大浪下打盹，并梦见交织跳、单脚旋转和不可思议的足尖站立。”一瞬间似乎对他的主题、方法和文笔的了解深了一层。
kip是个舞蹈演员，田纳西·威廉斯写道：“如果他回来，我再也不会让他离开我。”伤痛至此，令人黯然。
令人黯然的还有年前辞世的马龙·白兰度。彼时，沪上一周刊来电希望写点什么。马龙·白兰度的表演由我们这些外行来点评，实属多余。睁大眼睛，好好享受他的演出，大概才是我们该做的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看得见的唯一的东西。
至于他的私生活，只是媒体在引导公众的视听。首日的消息说：他身后留下巨额债务；次日又有消息说：他的各类子女开始争夺他的遗产，诸如此类。如果媒体是有逻辑的，这就是说他的子女在争夺巨额债务。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中媒体只是在“援引”外电的消息，如此，真实性是在此首先需要质疑的。我们假设得到的二手资讯都是可靠的。那么人们就必须面对这样的困境：马龙·白兰度成功塑造的众多丰富、复杂的形象，是人们热爱他的原因——如果人们不只是热爱明星的话。而如果马龙·白兰度本人是一个他所塑造的人物式的人——特立独行、复杂多变——那人们似乎无法接受。
人们究竟爱什么？从反面看，也许在公众的无意识中，从来就弥漫着惊世骇俗的意愿？就像菲利普·约翰逊在为他的建筑设计作辩护时所使用的比喻：“高级妓女有什么不好？只要她够高级。”或者如苏珊·桑塔格温婉柔情时所说的：“尊重彼此的疯狂和出错的权利”？
在现实层面上，道德“假设”是一种幻觉，是意识形态面具。
三月十一日
七级风，气温骤降。
电脑又坏了，无法上网，变回一台打字机。
下午f来电话，说及《孔雀》，觉得诸般皆好，只是觉得缺了点什么，使其未臻完美，f的意见是——不令人神往，人间最悲惨的故事也应有一抹神性的光辉超乎其上——艺术作品应该因其凄美而使人心向往之。这古典的尺度对《孔雀》已近乎酷评。
兴安与贺鹏飞来沪办事，晚间约了赵武平在徐家汇小聚。赵武平赠他的译作——肯尼斯·格雷厄姆的儿童读物《杨柳风》，另有耶利内克《死亡与少女》一册。后去la ville
houge小饮。
三月十四日
在陈村的小众菜园读到毛尖老师的《宝爷的故事》，新聊斋，乃大事记，笑翻。李锐对张炜的批评和张炜的回应，非小事。哑然。
三月十五日
自己动手重装WINDOWS，把个电脑给彻底弄趴下了。
Pam dunn在雍福会设宴，招待琳达等四位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过来的作家。雍福会此前乃英国领事馆租用的宅子，餐厅光线昏暗，家具店风格。安忆笑说适合爱涂脂抹粉的人，看不清脸上的褶子。
琳达乃张献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认识的朋友，也是一位剧作家，华裔，她给我们看新作《家书》的封套，上有她曾祖父当年为获得身份缴纳一百纽币的文书影印件——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条款。我说在今天大概就是投资移民吧？左右的外交官一通眨巴眼。新西兰政府前些年特为此事向华人道歉。琳达的曾祖父，从照片看，一个标准的中国老头。Pam
dunn的祖上亦有中国血统，Pam dunn
笑称自己长得像毛利人，是个土著。两位常住澳洲的作家有澳洲政府安排，要在陕西南路小住三月，说起上海，喜欢得不行。怪不得我们都住到环线以外去了。就像前些日子宝爷发布的“城市居住规划”：环线以内说英文，内外环之间说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说上海话。保罗说现在去新西兰晃悠的上海人越来越多，混合在世界各地去看《魔戒》外景地的人潮中。虽然人们知道，电影中的壮丽景观大半来自电脑。
三月十六日
接李旭发来的请柬，下午去上海美术馆看《巴黎在上海》摄影展。如他所言，展出的作品令人折服。布勒松的《圣-拉扎尔站》、马克·里布《艾菲尔铁塔的油漆工》，这些在杂志的翻拍中见过的作品，在美术馆的展厅里依然夺人眼目。贝尔纳尔·富孔将人体模型和真人并置的戏剧性场景系列作品、阿兰·弗雷谢尔对物体的反射特性之研究——乃是出于“对图像出现和消失之条件的思考”（让-吕克·蒙特罗索）、皮埃尔和吉尔的《巴黎恋人》、卡特琳娜·伊卡姆的《虚拟肖像》最是令人难忘。在三代摄影家的镜头中，自然之欣悦演变为时尚之情欲和虚拟世界的客观之幻觉——世界之映像已转变为世界之延伸。开幕式赠影集一册。愉悦的下午。此前去季风书园，购舍斯托夫、柏林、沃尔科特及宇文所安《迷楼》等六册。
晚间宝爷宴请王文华，同去作陪的还有陆灏、王娜、王为松夫妇等。席间主题为小写的英文字母s。
之八
三月十七日
廖一梅携新作《琥珀》来上海，孟京辉导的新戏，她写的剧本。多年前在北京，时事公司投资排《我爱xxx》，跟王朔一起去看剧组排练，她就是编剧之一。那个寒夜，从亚运村的韩国馆子出来，去青艺，穿过一组复杂的楼梯，仿佛在一阁楼上，剧组在联排。而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旁的椅子上笑得差点叉过气去。遗憾的是没见这戏公演。快十年了吧？今日的明星，那时候还是些没长开的丫头。可她看着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干脆利落。
在剧场过道里遇见陈村，脖子上挂着他自谦为“狗仔队”的高级设备，演到一半他就往外走，不知有何急事。同去的沈双倒是喜欢这戏，兴许是北京人的缘故吧。
我这近视眼看不清台上的眉眼，只觉得袁泉的嗓音甚是迷人。依然是那个孟京辉，十八般武艺一样不拉，一个戏剧舞台的周星驰。莎士比亚风格的犀利台词和巴洛克式的陈词滥调穿梭往来，女主角追寻一颗被移植的心脏，算得上是当代的奇幻之旅。廖一梅的人物说：“心脏只是一个血液循环的器官。”较之索尔·贝娄“心脏只是一组肌肉罢了”还算是比较有感情。最令人喷饭的是这一句：“骗取一个骗子的感情是不道德的。”
三月十九日
下午，M` ON THE BUND,去年因《美丽线条》（《The line of Beauty 》）获布克奖的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访谈会，应陆灏之约前去，他的老友艾力克斯自告奋勇当译员，两边有谈瀛洲沈双坐镇，如许翻译力量，联合国开会也不过如此吧？主持访问的英方人员当面奉承获奖作家，令听众窃笑。当年阿克曼论及在北京上海晃悠的某些使领馆的文化官员，言辞更是极端：“他们根本不懂文学！”。
艾伦·霍林赫斯特含蓄优雅——这部关乎同性恋的小说，作者亦是道中人
——阅读作品嗓音抓人。内中关于撒切尔夫人出席舞会的段落博来阵阵掌声，听众中几对黑白配的外国同志频频妩媚微笑。作家对政客和上流社会的挖苦讽刺不遗余力，小说所涉及流亡英国之捷克女钢琴家演奏的作品，在作家的朗读之间穿插播放。窗外天气阴沉，而这下午毫不沉闷。
一个名为上海国际作家节的活动由一家法式餐厅操办——此乃香港国际作家节的衍生活动，令上海的生活滋味多样。几年前写的小说《镜花缘》，开篇场景即是M` ON THE
BUND，一则人物病态、感情节制的声色故事，与当下乐呵呵的世风格格不入。午后嘈杂的人声令室内少了几分夜间灯火下的妖娆靡丽。外滩，如我在别处写道：“……上海的标志、心脏和边缘……这是一个令我有一丝诧异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的形象和象征，但又是如此地外在于它，仿佛悬挂在体外的心脏，在某处支配着这个城市的生活、经验和想象……”
三月二十日
李辉夫妇来上海，陈村呼朋引类，在家宴客。吴斐待客细心妥帖，水果菜肴、花卉盆栽，乃饕餮之夜。李辉赠他的新书随笔集《走进别人的花园》。所收作品与他的历史研究不同，别有一番风景。众人纷说时下风靡一时的《宝爷故事》。想起日前读到朱利安·巴恩斯所著《福楼拜的鹦鹉》的引言：“当你给一个朋友写传记的时候，你必须写得仿佛你是在报复他似的。（福楼拜）”另有译家撰文，声言“报复他”应该译成“为他报仇”。
朱利安·巴恩斯为福楼拜编制的年表中，一八五七年一栏最值得码字的人玩味：“……作品是像金字塔那样建造出来的……而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它就是那样屹立在沙漠里……豺狼在它的底座下撒尿，中产阶级则爬到它的顶巅之上。”
该书的译者汤永宽先生，声带手术之后，艰难的依靠仪器辅助发声。老先生多年前赠我的译作《四个四重奏》，一直在手边，艾略特那深情内敛的诗句，我一念起曹小磊就要发笑。
“那无所依附的眷恋，有可能被看作是无所眷恋。”
T·S·艾略特这部不朽诗篇的另一个中译者裘小龙，这个下午正坐在昨日布克奖得主坐的位置上，和陆灏一起作关于“现代上海文学”的演讲。在裘小龙那销往世界各地的侦探小说里——根据宝爷的书评——上海的警察办案时，兜里就揣着艾略特的诗集。
三月二十三日
晚上应刘擎的朋友周小琳之约去上海电台录制节目，我的爱乐生活之类。回首往事，我的音乐启蒙课似乎来自于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那个如今反复被提及的——当然不是在电台里——作曲家是于会泳。是他吗？塑造了一个时期的音乐记忆。
三月二十四日
下午，《上海一周》的吕正带着摄影师来拍摄作家书房。一张浮肿的脸被记录在案。
J发来多年前写给情人的长信供我学习——不能共享一勺一箸，盼能同吟一曲一阙——其哀婉、其仁慈、其细腻优美，令人叹服。这“民间语文”使我汗颜。一篇未发表的华丽而诚挚的作品。
坊间盛传陈丹青辞去清华教职一事，真伪莫辨。虽然个中原委在他抨击美术院校招生制度的长文中表露无遗。也许，他所分辨的正如他力荐的以赛亚·柏林在《现实感》中论述过的：“区分真正的山峰与状如山峰的云、真正的棕榈清泉与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个时代或文化真实的特点与想象的重构、可以在特定时期内实现的实际方案与也许能在别的而不是在所讨论的社会和时代里实现的方案。”
三月二十七日
宋老师以拿手美味待客，马老师赠新译莎乐美论易卜生的著作《阁楼里的女人》。
饭前乱翻报纸，读到《外滩画报》上刘擎的专栏文章，记述他在大剧院观剧时目睹一个喋喋不休的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无礼行径。文章痛快，理论高尚，但是教养极好的刘擎生气了。换了脾气坏的人也许会破口大骂，管他什么语言，一知半解的全用上，直闹到保安把人从观众席里架出去。
叙事、叙述，使语境发生逆转，使修辞的轴心倾斜，最终致使语义走向它的反面，或者抽空它，令它不在场，使主体归于缺失。如在上海的日常语汇中最搞笑的词汇——素质。注意它在街头巷尾的沪语发音及语气，这两个字差不多总是出自泼皮无赖之口，或者出自一种无望的僭越企图。
三月二十八日
中午在msn上撞见王佳彦，约了去看西班牙影展之《旋转木马》。多年来假光盘消磨时间，摸黑进入电影院的愉悦已是遥远的经验。王佳彦开玩笑说，影城票房不好我等要负一定责任。
听不懂西班牙语越发觉得它悦耳宜人，但是临时配置的字幕小的令我绝望。影片精雕细刻，节奏舒缓，一百五十分钟的放映令观众小半退场。片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德里人有言：“如果你为长枪党而失去双腿将蒙受耻辱，如果你为其对立面失去双腿将获得荣誉，比较难办的是，你的一条腿因长枪党而失去，另一条腿失之于相反的一方”（大意）。呵呵，意味深长啊。
三月二十九日
作协开会。竹林赠小说《今日出门昨夜归》，蛮科幻的。不像我以前写过的《入夜出门》，听上去有醉生梦死的意思。
之九
四月三日
王为松老师来电。在我的申请之下，他去“天涯”察看了对《福楼拜的鹦鹉》译文的质疑文章。汤永宽先生声名赫赫，而该文言之凿凿，令吾等译文读者困惑不已。近来坊间风传有人在荒郊僻壤囤积学生，大肆翻译，风云推出，众多伪书冒名面世，此等繁荣叫人瞠目结舌。
四月四日
萧丽河自耶鲁学成归来，晚间在金锚为其接风。田果安、吕梁、李捷都是多日不见，张宁则是一如既往，声讨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
四月六日
下午随作协同人去华东师范大学与学生座谈。傍晚到家，接《东方早报》记者采访电话，得知索尔·贝娄昨日去世。不久前刚读完他晚近的作品《拉维尔斯坦》，这个有着顽童式笑容的大师，一如既往写的干脆有力，他笔下那些因自己的思考而头疼的人物，终于为他舍弃。不知道他最终是否死于“心碎”？昨日刚读到苏珊·桑塔格纪念罗兰·巴特的文章，赞颂那些精于“线性纪事而非线性叙述”的语言艺术家。在犀利简约的海明威风靡之后，那个伟大的为人轻微忽略的具有“不知疲倦的微妙”的亨利·詹姆斯，真的是有点鲜为人知了。索尔·贝娄在汉语读者中不会有此命运吧？
四月七日
晚七时，乘Z14次赴京。
四月十二日
晚上约了张锐扎西多同去刘索拉位于七九八厂的住处。下午去日坛公园附近和扎西多张锐碰头。扎西多上街对面给她女儿买面包，我们步行穿过日坛公园。园内游人稀少，全副武装的防暴部队在公共汽车上待命，他们的装备整齐地码在公园大道的树荫之下。园外一箭之遥，日本使馆门前的道路已经禁止车辆通行。
见阿城、沈双。阿城刚从云南返京，看着有点疲劳。待一盘蹄子下肚，整个人物焕然一新，神侃至凌晨四点，兴犹未尽。刘索拉的餐桌巨大，上的菜足够一个班的士兵享用。午夜，众人纷纷将凉菜端去厨房回锅，阿城在桌边逡巡，指点着大小盘子道：“烧剩菜我是一把好手。”
这一晚阿城的经典是：“张三是中国演张三演得最好的演员。”（此处隐去真名。）各人带去的烟已抽剩至半盒，刘索拉已有倦意，陈丹青九七年画于纽约的巨幅作品此刻已是烟雾缭绕。一干人马，仿佛加夜班的工人，在真正的从前的车间里，在家里。怪不得刘索拉坚持要在家宴客，就像格罗史密斯兄弟在那个大名鼎鼎的《小人物日记》里写道的：“老是不在家的话，家又有什么好？”
阿城从烟盒里匀出六支云溪烟给我，说是回酒店睡前的配额。黎明前夕，刘索拉在我们身后给铁栅栏门上锁。阿城驱车在半废弃的工厂区穿行，一边散布着有关水刀切割和重金属之常识的恐怖言论。
四月十六日
陈村电话通知，木心先生来上海，陈丹青约了晚上去徐龙森先生位于虹桥路的住处。丹青面色严峻，当晚正有他请辞清华教职一事的电视访问。木心先生衣饰雅致，神定气闲。说故论今，侃侃而谈。你不由得想，上海正是为他这等人准备的。
J来电话，饭后去BARBAROSSA，和肖丽河等小饮。午夜只身回家，心间涌起木心的文字：“身前一人举火把，身后一人吹笛。”唔，那是何等夜之归途！
四月二十日
在答应陆灏为《万象》写关于《半生》（又译作《浮生》。）书评之后的一年中，我的拖拉作风，令我凑巧有机会读到三联书店新近译出的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四个章节，似乎提示了我想讨论的奈保尔小说若干主要方面：“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融合的观念。抵抗与敌对。免受统治的未来。”当然，这不是我要前进的道路，而是启发了我的思考。
找出为《半生》作的笔记。
奥登说过:“作者的兴趣和他的读者的兴趣永远不同。”所以，我不担心奈保尔或者萨义德的本意。我在只读过《半生》的一个章节时，就以它引申出一篇讲话，从上海跑到香港——一个步印度后尘，目睹英国殖民者降下旗帜的地方——奢侈而简约地谈论我自己的半生。平等地看，虽然任何人的半生都是实足的半生（“仿佛未曾完整的生命”），但是这篇讲话还是被比较谦逊地称之为小半生，正如在这篇讲话中所说的，“小”意味着个人立场和作为小说作家的态度，“半生”在暗示着有限的时间长度之外，对我们个人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提示。总之，叙事态度为你所叙述的内容定了调子。
《半生》的故事并不复杂，奈保尔的写作多少印证了苏珊·桑塔格的有关看法：“自福楼拜以来，散文愈来愈追求诗歌中的某些密度、速度和词汇上的无可替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是印度三部曲的变体。如同我在读《幽暗国度》时，耳畔冒出来的罗兰·巴特的嚷嚷：“让散文公开宣称自己是小说吧。”
文类的边界日趋“含混”，彼此间的影响使它们日益清晰地在对方的面貌中发现自己，至于那些“自觉”的文体家，在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不同的文类似乎都已经成熟膨胀得将其他文类视为自己的殖民地，套用萨义德的殖民理论，这也成了殖民地“文类”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这个比喻令我觉得“厌恶、怕羞、动心”。这是《半生》的主人公威利·詹德兰对他喜爱的黑皮肤女孩的感觉，这可能暗示了他对英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态度。虽然，这只是我对演化至今的小说的一般理解，但是这并不是小说殖民地居民的共识。谁在乎呢?在此，我把那个思考小说问题的我视为一只呆在“虚构”领域里的“非虚构”老虎。迈克尔·伍德在分析《马戏团之夜》时写道：老虎的服从可以理解为对社会屈从的隐喻——野生动物愿意接受所谓文明社会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而“老虎的服从是原始神秘的，而且是可以撤回的。”
在这本高度内敛的小说里，印度这个“半懒散、爱做梦的庞大巨人”，一如赫伯特·高曼在评论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时认为作家渴望突出的印度层面，“受教育的印度人虽然了解英国文明，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去认同”。或者在另一个方向上，如萨义德所言：“有家乡存在，有对它的爱以及真正的归属感，才会有流亡；关于流亡的普遍真理是，不是你失去了爱和家，而是这两者天生具有意料之外和不受欢迎的失落感。对待经验要像对待马上就要消失的东西。”
而“整个世界都是异国他乡。”以及可以引申至普鲁斯特的观点“所谓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
在这些“非印度的地方”，“用这些取自自身经验之外的故事，用这些跟自己截然有别的角色，要比他在学校里所写的躲藏自己身份的寓言更能呈现自己的感受。”这则书中人物或者说奈保尓从莎士比亚处获得的教益，可以被我们视为以艺术的方式理解我们的经验和我们对自身经验的理解的钥匙，用珍妮特·温特森说法就是：“每一个我开口讲的故事都是隔着一个我无法讲的故事在说话。”如萨义德般抽象的结果就是：“国家就是叙事。叙事本身就是权力的再现。”
某些“靠最穷的穷人的施舍维生。”的人，倾向于认为“黑人血统实际是隐性的。”而“好的衣服几乎带有道德意味，他尊敬那些尊敬衣服的人。”而“连串的动作使威利看出她的格调，以至于开始重新考虑她的容貌。”奈保尓说得好：“这些是印度，又不是印度。”
这种情形与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论述的昆德拉——一种非印度的，非奈保尓的小说——笔下的阿涅丝的情况一样，“呈现的都是一种疏离的形式，一种与世界、与自我、与世界里的自我脱离的形式；这是一种迁移，一种流亡。”阿涅丝的“迈向旁边的一步”，“一种背弃者的模式，一种选择不再与世界对抗、放弃战斗、选择消失的模式。”源自对“渴求感知、完善与丰盈的人的愿望与他所投身的日益沦丧的世界的遭遇。”所带来的挫败和放弃。
这种不断流变的小说，甚至让人遥想卢卡奇的名言：“小说是无神世界的史诗。”卡夫卡之后，小说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演变。“那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奇怪感觉……以至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已经完完全全成了存在与生命的本质。”弗朗索瓦·里卡尔称之为“反黑格尔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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