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龙，和德龙以外
孙孟晋
读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阿兰·德龙。
在上海一条嘈杂的小马路——宁波路上，有家新光电影院。八十年代，那里经常放映内部电影，在那里认识了阿兰·德龙。杂乱的路面，几个神情像卖毛片一样的黄牛，一些很朴素的海报，穿着笔挺的夹克杉和光亮的皮鞋的老克腊，少数几个学生模样的影迷，电影正式开映前总有提醒别忘了带走伞的广告片，然后是五分钟的祖国新貌的纪录片。全部的记忆大抵就是这些，对了，会买一张说明书，回去珍藏着。
在新光电影院,总共看了五六部阿兰·德龙的黑帮片，万分喜欢。大概觉得男人都要坏一点，抢抢银行算是大事业了。在那时的中国，喜欢阿兰·德龙十有八九是男人。因为当年的女孩不会喜欢看黑帮片，她们喜欢一遍遍地在郝思嘉的故事里流泪。
某年国庆节，在人民广场，有几个传说中的流氓在人群中对一个女孩子动粗，结果枪毙了好几个。就是那晚，和家里人爬到屋顶，看人民广场上空的焰火，那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现实中被枪毙的流氓和心目中的黑帮英雄，在那年头还无法等同在一起。
我爱阿兰·德龙，还因为喜欢幻想。梦里全是那样的硬派小生，然后为朋友牺牲。后来学会一点忍辱负重，大概因为曾受牺牲精神鼓舞的缘故。
阿兰·德龙的话很少，动作也很干净。这样的男人特别适合在一个精神干瘪的时代被崇拜。为什么要把德龙当作偶像？是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思潮影响之下，开始逐渐把头脑里的东西“拨乱反正”。毛的语录在幼儿园里就背熟了，小学语文第一句话就是祝他老人家万岁，但从来没有想过长大后去做他这样的伟人，高不可攀吧，何况万岁也就一个人，人民是从小就明白自己是人民的。
阿兰·德龙后面，是意大利警匪电影《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这次特别痛恨那些渗透在警察局和检察院里的高级腐败分子。记得在电影院里，有不少人发出愤怒的尖叫声，其中有个很青春的男声。
再后，《加里森敢死队》在电视里放了，万人空巷，放到第十三集就不放了，因为各个小学都有模仿的“酋长”、“戏子”出现。若干年后，买了一套《加里森敢死队》回家，偷偷地过瘾，却再也没有当年电视里看的刺激感了。
简单的时代，简单的事物，有一种简单的幸福。
男人爱看黑帮片，至今改不了这个爱好。按弗洛依德分析，我们的血液里是有做暴徒的成分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两群流氓殴斗是没有见识过，其实，是因为家里管得紧，没有入坏道而已。
但领教过被流氓往死里打的滋味，中学里，为一个同班女生抱不平，和高一班的人结了冤家。下课回家，在弄堂口被一群流氓打得昏厥过去。等醒过来，就见到父亲拿着棍子，在远处狂追那群人，马路上只有他的声音。
男人与男人之间，形象是否高大，就胆识两个字。
有个也喜欢阿兰·德龙的流氓，曾经和我私下里处得很好，是我隔壁班级的，但他从不读书。他经常去舞厅，但我死活不喜欢那里。他其实是个很仗义的人，他有个社会上的兄弟（因为一直留级，留到不上学为止），他为那个兄弟的女朋友被别人抢，拔刀相助而斗殴，那天他杀了两个人，然后自己也没回来。
他跟我说过，用刀的人是贱民，像他这样。用枪的人是阿兰·德龙那样的人，命里不一样的。他如果死的话，一定是无人记得的。
一个书生和一个流氓之间的故事，非常简单。他从来不带我去见那些小兄弟，说是需要保护。他死的那天，我在学校操场上号啕大哭，然后把能够砸的玻璃，全砸碎了。
一个月后的某个夜晚，我守在那个抢别人女朋友的家伙的家门口，一砖头把他砸得扒在地上。我守了他整整一个月。从此消失于这个纷乱而难忘的街道。
他说阿兰·德龙不是拔枪快，而是眼力快。他说《出租汽车司机》里的那个人拼命练的是拔枪快，而眼力是永远无法练的。我后来知道，他那天是二对五，眼力再快也没有用。
他居然最喜欢阿兰·德龙的嘴唇，说和他很像，上嘴唇薄薄的。并讥笑我，口才没他好。他看的书远远不如我，但嘴唇边的故事比我多得多。
我和他说，阿兰·德龙的眼睛最摄人，他说这是小布尔乔亚喜欢的，你他妈的又不是女人。他那个时候谈的女孩子，是和他认识有十年以上的，据说穿开裆裤时就在一个幼儿园班。他们之间整天有欺骗来欺骗去的故事，但非常壮烈。
大概十年之后，我遇到了他的妹妹——一个看上去非常端庄的上海姑娘，在美国领事馆那条马路上遇到了，她和我说，嫁人出去的。她的爸爸最近工伤死了，她的妈妈在哥哥出事后不久，就疯了。
没人会怀疑，我一辈子都会喜欢黑帮片的。
一种习惯，一堆DVD在手，先看黑帮片。最近的一堆DVD里，第一时间看的是意大利黑帮电影《罪恶故事》，看到但丁（这个角色也喜欢高贵的）和从小长大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了他。
但丁是被一个同伙杀了的。想起他的一句话，如果我在工作前没有离开这条街的话，我会死在里面的。
《罪恶故事》里有一对傻瓜的故事：一个是我，一个是早就走了的人。我发现两个朋友间，走了一个，留下一个的话。留下的那个会一直向往远方，但又待着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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