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生只有一个“甲壳虫”……
孙孟晋
到现在为止，“甲壳虫”一词在《新英汉大辞典》里依然被解释为：“50年代英国爵士四重组”。但对于做梦的一群人，“甲壳虫”便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清贫而饥渴的精神食粮，是在伊甸园里埋着的一段雄心勃勃又天真烂漫的往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同学里有个音乐学院老师的子弟，他在我们实习期间贡献出来一盒“甲壳虫”的磁带，这就是我第一次听“甲壳虫”。那晚破烂的寝室散发的蜡烛光，我一直记得。那晚的美丽不只是因为那句“Hey Jude”延长了无数遍，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对一切终将烟消云散而全然不知。
中国内地较大规模接触到“甲壳虫”音乐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86年，一本《伊甸园之门》流传得很广，至少在这本六十年代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书里，“甲壳虫”和迪伦要比金斯堡可爱得多。今年，我那位同学带着尼日利亚酋长的身份回国和我们大家团聚了一次，但谁也没有提起那盒磁带。
摇滚乐和恋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的禁果，摇滚曾经是非常苦涩的，却往往撒在爱的萌芽的创口上。我们懵懵懂懂地浪费着青春，“甲壳虫”是最好的陪伴者，他们的朝气蓬勃拉长我们和世俗生活的距离，并推迟了解世界的真相，以至于我们离开校园后摔得不轻。其实，成长的代价就是等待打击。这种打击越沉重，越意味着梦做得长久。
年青人的武器只有梦幻，现在回想起来，生长在“甲壳虫”的土壤里，而不是“大门”的土壤里，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因为“甲壳虫”传授给人的是幻想，“大门”音乐的本质只有毁灭。而在中国，“大门”的流传晚上了几年。
说实话，我们那代乐迷一开始是神话了列侬的，尤其是在1980年的罪恶子弹射向这个悲剧人物后。何况，我们当年零零碎碎接触到的“甲壳虫”的曲子都是全盛时代的那些，而诀别专辑《修道院之路》是在很多年后“补课”时听的，直到完整地听了这张封面是四个长发披肩的人的唱片后，才明白了什么叫一群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挽歌。
曾经想象过一幕，我们这代人如何在实践了梦想后，白发苍苍的，手挽着手高歌一曲“甲壳虫”，想好是“Carry that Weight”，而不是“Let it Be”。因为真正的奋斗者永远不需要感伤。但是，在这个冬夜，当我再次遭遇“甲壳虫”，只有老泪纵横。“甲壳虫”经历过的十年，正是上个世纪西方理想主义的十年，“甲壳虫”的解散在1970年，也是那个时代的休止符。而相生相伴，我们这代人也经历过苦痛的十年。尽管在休止符以后，那种幻想的精神生活还是延续了一些岁月。
人生真正懂得去挣扎的岁月并不多，而我是把十年的时间交给了电波。当我曾经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着从“甲壳虫”到“音速青年”的西方摇滚史，一定点燃过和我一样曾经懵懂过活的人，现在分析去做电台的潜意识，是八十年代的那段大学生活被分割后的——一次冲撞。也就是“甲壳虫”布下的理想主义的毒。我一直不认为我这样的人是叛逆的，我们至多是过度迷惘者。依稀记得来自电波另一边的回流，都是沉重得异常的口气，再次提起，是因为这种沉重永别了。
去年，在“甲壳虫”的祖国看到了2个半小时的保罗·麦卡特尼的现场，整整5万人一起缅怀。保罗唱的歌基本上都是“甲壳虫”时期的歌，还是非常辉煌。全场没有几个黄皮肤，但我那一刻感觉是和5万黄皮肤的“甲壳虫”迷一起在聆听。最后的结果，是重新被点燃的哭泣。哭泣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大学时的恋人，是她让我懂得男人应该如何去面对残酷。残酷的那一头，是如“甲壳虫”一样的生命绵延不绝。
在列侬25周年的忌日，想给同样有过“甲壳虫”梦的人送去一点温暖。不是问候，是我们还活着的讯息。
人的一生只有一个“甲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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