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杨德昌：他的七又1/4不死
孙孟晋
在华语电影里，数得上最尖锐又最睿智的导演，非杨德昌莫属。他曾经说过，看了第四遍才看懂《八部半》，也有人把他的电影划归为知识分子化的都市考察者。可惜的是，他只给世人留下了七又1/4部电影，令人欣慰的是其中没有一部是差强人意的。
在我见过所有的对杨德昌的评价里，西方影评家托尼·莱恩最到位：“他的电影是非常平衡的，能够观察不同的人在不同状况下的变化。”杨德昌身上拥有中国传统智者的气质，而这种智慧恰恰到了《一一》那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所谓的平衡感是一种结构上的完美，以及人与家庭悲欢转换的逻辑性。
且不说日常生活的万花筒般的叙事，凭一点就让人肃然起敬，《一一》在细节上的诗意呈现是一种东方化的思辨，生命与世界的繁复就像一个链子，在和谐里藏着瓦解，在幸福的帷幕下迸发残酷。杨德昌更多地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在解剖着每一个关节，也解剖着人生。
杨德昌在早年的电影里，具有现代意义的荒诞质问，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理解：一个具有佛性的追求完美的艺术家，他说，“成佛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人。”相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杨德昌的电影艺术是非常精巧的，他熟练掌握戏剧化冲突在一部影片中的渐进呈现。而如果说侯孝贤关注的是城乡之间社会观念的割裂，并沉迷于根土的情结，那么杨德昌的镜头直接对准了大都市，留学美国的背景加深了他在某个现代意义的窗口，剥开人类本身的困境，还有整个台湾社会在动荡期里的矛盾激化。
侯孝贤的电影是人和环境之间的河，而杨德昌的电影却是一个现代人伫立的街头。
在杨德昌的绝大部分影片里，我几乎没有读到过侯氏田园歌谣，取而代之的是非常阴暗的城市角落。有时是一声卑微的呐喊，有时是一道冷冷的疏离的微光。但他不是为道德沦丧而生的斗士，他是一个充满机智的观察者，即使在手法上有点夸张的《独立时代》也凸现精确与内省的一面。
可能曾是一个叛逆的转学生，杨德昌在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前，就对当年那起轰动一时的学生杀人的题材酝酿许久。杨德昌在影片里运用了大量的暗光，这不仅是他那代人的迁徙之痛，不仅是他那代人感受到的青春压抑，也是所有曾经歌唱美好的年轻人在个人梦想遭受抵制后，该有的孤独与愤懑。
可以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道德思考到了《麻将》那，发生了更为本质的变化。戏剧化的高潮在爆发的一刹那，我们经验了一场怀疑主义的痛苦表白。影片中主人公的一句台词足以说明杨德昌的寓意：“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侯孝贤很喜欢在一部影片里表达历史的厚重，比如《悲情城市》；而杨德昌断裂了侯氏的那种历史感，所以，他更具有现代意义，也许，在杨德昌的影片与影片之间能堆积一种历史的长度，但他在他重要的影片里挖掘的是人性的深度。
我以为杨德昌尽管一贯保持着智慧，但他恰恰是更天真的。他也有点像《独立时代》的英文名字——儒者的困惑。很多人说他的影片语言繁琐而唠叨，这是对他的误解，他是一个冷峻的电影大师，比如《一一》有着非常东方化的境界。人生意味在那些细节的展开里结出了果子。
可惜，《一一》没有后续的“二二”。请再看一遍这部名作，当听到他的第二任妻子彭恺立弹奏的《月光奏鸣曲》时，让我们为心爱的杨德昌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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