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的自我放逐与写作
——从《奈保尔家书》探询他精神成长的轨迹
刘苇
通常而言，我们总是通过作家的书信了解他们内心真切的想法。书信，是向家人和朋友吐露心声的场所。而作家的作品，往往是作家们运用想象和虚构的地方，他们在作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将一点点“本事”发扬到极致的状态。书信，则真实而不加虚饰。作家们的书信是提供作家个人生活轨迹的“影册”，也是窥探作家精神内部风景的窗口。他们不同时期的书信正好是他们精神的写照。
从这意义上来看《奈保尔家书》，它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并非表面上的单纯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它还恰好刻画了作为一名作家在成长过程中精神演变的图像。通过一封封家书，奈保尔不自觉地将自己种种流动的心绪泄露而出，刻画了自己的精神成长历程。只要深入其中，就不难发现他的那种交织在一起的初到陌生之地的谨慎与渴望成功的急切心情；自卑与自傲在内心中摇摆不停——完全取决于当时外界的偶发因素；面对女性或社团不知采取怎样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以及由最初的无法正确自我评价到信心的逐步确立。
翻阅他当年的书信，这个初离家乡的年轻人，在给父亲和姐姐的信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在陌生之地的羞涩之情和努力向上的形象。那时，他是虔诚的，无论是对待世界还是对待文学前辈。他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决定，来年我要掌握十九世纪小说……我接下来读的是简•奥斯丁。为了颂扬她，我读她很多作品。（P4）”又如：“下个学期，我将给《卫报》写一些文章，并努力在这儿发表我写的一些故事。我说的是‘一些’。事实上，我只写了两篇；不过，我一直忙着在写一个长篇。我已经写了八章左右——跟任何一本企鹅版的书一样……（P41）”。
像“企鹅版的书一样”，完全泄露他的梦想和企望获得别人承认的热望。但不多久，他内在的骄躁不安情绪开始显露出来：“我发现长期不写之后，下笔变得困难重重……其中的评论性文字非常糟糕。（P171）”这是他在信中回忆写论文时的情景。但当这篇他自己都不甚满意的论文意外获得好评时，他在同一封信中又沾沾自喜道：“我的论文犹如一瓶上好的香槟那样备受欢迎。（P172）”。
他一方面想要融入当地社团，另一方面却又看不起他们：“我最终找到了已经明确下来的属于我自己的朋友圈子。找到这样的友谊真让人开心。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绝顶聪明的……（P101）”和“我已经和这世界和平相处。这种和平让我感到耻辱，但我正在努力学着承受。（P95）”可以看出，奈保尔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他内心存有巨大的抱负，可是当抱负一时无法实现时，种种焦虑和矛盾就会郁结在胸，在潜意识中产生对那些已成名作家的痛恨之情，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而那时，他明白自己还是一个无名之辈，他清楚必须将狂傲之心压在意识深处。无疑，这会在他内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也许，一旦当他功成名就，就会释放那些压抑已久的意识，对那些他以前并不以为然的前辈进行抨击，一吐郁结多年的愤恨之情。
远大的志向还使奈保尔从小就对特立尼达岛屿落后、贫穷、闭塞的环境痛恨，他领悟到在狭小岛上不可能有所发展，一心想要走出小岛去广大世界施展才华。他通过努力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为梦想实现的可能打开了一条通道。当他到达伦敦后，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跃跃欲试，仿佛积蓄多年意愿就可实现。他一边忙于学业，一边大量阅读，一边从事写作练习，希望尽快证明和确立自己的价值。他交替感受着小小的成功或挫败带来的欣喜与苦痛，而当这些情绪困扰着他时，慰藉则是来自远方家乡的书信。有一点他是幸运的，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志向：写作。为此，他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进去，使他能较长时间地忍受住孤独，这一点在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尤为重要。
但是，对于写作，他一开始就认定灵感的光芒不可能照射到特立尼达。他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小岛。这与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中“一九零零”相反——这位奇特的主人公觉得只有在船上方能自如地施展才华，而一旦离开被茫茫海水包围的船只，就会陷落不安，甚至无法生存——奈保尔恰恰相反，认为自己只有离开小岛才能赢得成功。
奈保尔自我放逐意识是明确的。这源自对生于斯的岛屿的根深蒂固的痛恨。他从小就对海岸线外的浩瀚世界无限向往。而当他来到英国——白人世界里，他的肤色，包括他的印度裔血统令他非常自卑。他一生写作几乎就在此中挣扎。他从青年时代起远离故乡，但在英国，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而后对印度的寻访则让他更增添了缥缈之感。印度是他的种属地，已非他的家乡。他在之后出版的《印度三部曲》中流露出的全是失望和忧伤之情，甚至他将印度三部曲的第一本书命名为《幽暗国度》（An Area of Darkness）。这种尴尬处境有点类似昆德拉《无知》中的约瑟夫：他在新的居住地找不到归宿感，却又只能以游客的身份回访故里。
内心漂泊是作家写作的出发点。不管身处何处，作为作家，他的意识必须与当下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促使他对时代做出清醒的判断，才能产生创作的动力。错位感，正是作家和艺术家创作的源泉。作家只有处在这样的悖论中方能有所作为。这一点，恰是奈保尔的一种幸运。因为他正是以自觉的自我放逐方式不自觉地达到了这种游离状态，从而使他作品富有了清晰的疼痛感和对世界观察的开放意识。
另一方面，漂泊的生存处境，也已成为作家的生活方式之一。从但丁时代起即已如此。作家与时代总是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作家必须忠实于自己，书写自己内心中最真切的声音，这样总要与时代发生冲突，从而迫使他们迁徙。到了十九、二十世纪，自愿放逐或流亡几乎已成了作家的一种身份标签。这样的命运笼罩在许许多多作家身上，令普鲁斯特成了一个鲜有的特例。流亡与放逐——不管是被迫还是自愿，不仅成为现代作家写作的动力，也已构成了现代性作品的一个母题。
而对于奈保尔来说，他的意义也许更为复杂。他自愿远离故土在陌生环境中生存，这种客观上的自我流放和逃离，再加上他主观上痛恨自己的印度裔身份，使他内心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这种飞离地面的感觉与肤色带来的自卑感融合在一起后，就变得难以分辨清究竟是什么造成他生存的痛苦。他似乎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灵魂的安顿之处。他的写作几乎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这既是他对文学的特殊贡献，也是他生存痛苦的根源。他没有办法选择，也无法逃离这一切，只有在写作中才能安然接受这样的命运。
然而，问题在于，世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纯粹的安顿之所。灵魂，总要处于漂泊之中——不管情愿如此还是被迫如此；尤其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正的安顿其实就在漂泊里；也只有处在这样一种内在的紧张之中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也许，奈保尔并非十分明白这一点，但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已身处其中。这是命运的使然，也是命运的必然。
（刊登于《文景》杂志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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