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乐美与她的“三位一体”
文/ 马振骋 刘苇
几乎所有莎乐美的传记作家，在谈论她时，都会称她为“谜一样的女人”。
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该如何准确地评价她？始终没有一个定论。有人把她捧为女神，也有人把她看作是矫揉造作的放荡女子。这种分歧，如果是一位距离我们时代遥远的人尚可理解。而莎乐美仅仅出身于19世纪后半叶，她主要活动年代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不像古希腊时代的萨福，只可借助传说来意会。
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她与男人之间出乎人们想像的行为模式，以及她处理婚姻、感情等有悖于常人的方式。
确实，她的某些行为以今天眼光来看仍然匪夷所思。比如，她与丈夫始终保持着无性的婚姻关系，并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为丈夫寻找“替身”，还热心抚养他们的孩子。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与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以及奇异而独特的“三位一体”设想。
如何去判断她的行为和她行为背后暗藏的意蕴，宛如寻找艺术作品背后那根决定艺术家创作冲动的线条那样解读她行为深处的真实动机呢？
一
毫无疑问，莎乐美的才情是不能用世俗标准衡量的。因为，受她吸引的是那个时代心智最为成熟、头脑最为敏锐、思想最为杰出或诗才最为出众的精英男人。她聪明，内心活跃而不受限制，能够毫无障碍地与那时代的俊杰进行思想交流；还有着高贵的气质和敏慧谈吐能力。但她又不是一个谙于世故的人，恰恰具有天真神情，耽于幻想，满怀好奇，对一切新事物充满热切的向往。正是这种混合着奇特矛盾于一身的特质，使她在与那些具有杰出头脑的男士交往时反而有着美妙的吸引力。我猜想，男人都喜欢与看上去被自己吸引的年轻美貌的女子交往——如果她有足够的魅力，还能毫无困难地理解和欣赏自己深奥的思想的话——有谁能逃过这一温柔的陷阱呢？
1881年末，年届21岁的她在母亲陪同下前往罗马修养。之前，她曾在苏黎世待过一段时间，客居在她教父埃玛纽艾尔·波朗特的一处美丽私产地度假。此次出游其实是为了躲避她在俄国启蒙老师吉洛特牧师对她的求婚。
不久，她不经考试就在苏黎世的一座大学注册了1880年—1881年冬季神学课程。这次入学的缘由，来自一次邂逅：宗教教义和宗教史的比德曼教授，在一次散步中偶然深入到了她教父领地，使他们彼此相识。她与比德曼教授的一次谈话使她获准入学。入学后，她除了听比德曼教授的宗教史课程外，还听一位不太出名的作家金凯尔艺术史教程。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欠佳，医生建议她去意大利温泉疗养。她要求金凯尔向她引见在罗马的玛尔维达·梅森堡夫人。梅森堡夫人当时作为自信的自由思想者，她的著作《一个女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在欧洲引起轰动；她还以无比慷慨的姿态在她周围建立起了一个沙龙，那里聚集了欧洲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很快，莎乐美融入了这一团体。梅森堡夫人以欣赏、关切、甚至溺爱的态度接纳了莎乐美。
不多久莎乐美就在梅森堡夫人家中遇见了33岁的年轻犹太哲学家保罗·雷。他目光中所流露出的智慧，以及他对莎乐美所表示出来的善意与幽默，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她。当保罗·雷提出顺路送莎乐美回旅馆时，她欣然受邀，途中，她勇敢地与他讨论起哲学来。两人路途上愉快的交谈从而完全忘记了目的地，他们在罗马夜晚的街道上长久漫步。从此，两人养成了习惯，从梅森堡夫人家中出来后必散步到深夜，讨论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由此莎乐美突发奇想：为什么不租一间房，两人住在一起每天交谈，不必漫走在罗马夜晚的街巷小路上？当莎乐美将这一想法提供给保罗·雷时，他立刻欣然接受。但他也就此误解了莎乐美——哪位男子当接到女友同居一室的邀请时不会有如此的误解呢——他冒失地向莎乐美母亲提出将她女儿嫁给他的请求。莎乐美闻讯后怒不可竭，她刚从吉洛特求婚阴影中逃脱了出来，她不理解为什么与她一同交谈的男人都会想到要与她结婚？这一波折也给后来的尼采求婚埋下了障碍。但很快，保罗·雷以善解人意方式与她消除了隔阂，默许在他们的关系中扮演兄长角色，还同意让尼采也加入进来。
保罗·雷是尼采的好朋友，两人志同道合地想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思想者共同体；在工作和友谊中共同致力于人类的解放。保罗·雷前不久完成了《精神情感的起源》；而尼采则埋头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写作。这位《悲剧的诞生》的受人欢迎的作家正经受着与瓦格纳决裂所带来的公众对他的不满所造成的痛苦。他还受到偏头痛、忧郁症、胃病、视力减退等疾病折磨，试图从四处游荡中寻求减轻痛苦的良方和安宁的写作环境。
保罗·雷给尼采写信，称赞这位聪慧的俄国女子。他在信中究竟说了什么已不详，尼采回信的语调非常奇怪：“你若认为这样做有好处，代我祝贺这位俄国女青年。我渴求她这样的灵魂。今后我要抓住一个。结婚在一起，则是另一码事。最多我可以同意两年的婚期，即使这样，只是因为今后10年必须做的事。”
但当尼采在罗马遇到莎乐美时，他却唐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从哪两颗星球凑到一起来的？”
就这样，奇特的“三位一体”团体组成了。莎乐美非常快活。在她保留的日记中，和尼采当时的工作笔记中，记载了他们神思飞扬、妙语如珠的思想交锋的快乐。他们还计划三人一同去巴黎和俄罗斯旅游。在这团体中似乎莎乐美起着主导作用。两个男人的友情要在这一位妖娆女子面前经受考验。有迹象表明，当莎乐美与其中某人单独相处时，另一个人则被嫉妒所煎熬。保罗·雷还善于克制；而这位桀骜不驯的“萨克森哲学家”则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躁与烦恼。尼采认为自己找到了明智而有教养的伴侣。当他不在莎乐美身边时就写信给她说：“我生活中最美的梦是由你而来。”在瑞士一次朋友集会中，有人（Peteu）在书信中提到：“他（尼采）不断地谈论路（莎乐美）……就像得到了应许于他的人似的。”尼采曾先后两次向她求婚，两次都遭拒绝；另外还由于尼采妹妹从中作梗等原因，致使尼采愤怒离去，并在这之后写下那句愤世嫉俗的箴言：“回到女人身边，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二
莎乐美一生喜欢与男人相处，尤其是喜欢与那些富有深刻思想的旷世奇才相处，包括后来的里尔克和弗罗伊德，仿佛那是一剂春药，对她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但奇怪的是，她拒绝与他们结婚，在与他们相处中，又总是由自己来掌握航船的方向，从不考虑迎面而来的世俗偏见的汹涌浪涛，道德礼仪与习俗规范在她那“自由的结合”面前显得无足轻重。她就像一头充满野性与活力的麋鹿，不惧怕任何陡峭的山峰与悬崖。
为了了解莎乐美这种特立独行做法由来，必须了解当时欧洲，尤其是她生活的圣彼德堡，是如何在知识界和政治领域中反映女性问题的。
莎乐美出生时正逢俄罗斯农奴解放时代，“她是在上升的自由之星照耀下诞生的”。那时正是欧洲开始涉及妇女问题的时代。妇女问题其实关涉到美学、哲学、心理学、医学、法律、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在德国，随着妇女问题的出现也相应提出了性、以及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面对越来越有组织的妇女运动，生物学与医学领域出现明显反女性主义倾向，不但强调两性生理差异，还强调男性优越性。意大利犯罪学、人类学家隆勃鲁索（Lombroso）、德国性学家克拉夫脱-艾平（Krafft-Ebing）、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翰格尔（Haekel）均宣称女人不够进化，像野蛮人和孩子，不明是非，只宜生育与做保姆。在罗塞特（Russett）《性科学》书中有一章题为：“天才的女人是男人”。
而俄国则完全不同。19世纪60—70年代相对于欧洲在女性问题上的保守态度，俄国女性已经具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开始积极参与政治反对派和知识界的生活。女性问题也成为当时俄国社会热门话题。奴隶解放法令颁发、圣彼德堡不同政见者与政府紧张对峙、反对派知识分子组织的形成等错综复杂社会关系和政治主张，造成对待女性有三派意见：⑴主张家庭自由，女性在公共领域享有一些特权；⑵虚无主义者则主张取消家庭，解放妇女；⑶主张从社会与政治角度改变女性地位，把女性问题纳入更大的政治问题中。那些知识分子经常为有反叛精神的女性离家出走辩护，鼓励她们走出小家，融入社会，发展自我，完成女性彻底的解放。
莎乐美的家庭地位属于圣彼德堡的德国社团，严格的宗教教规虽然不允许她加入反对权威知识分子行列；但她也没有就此自我封闭，更没有对她所出生的城市中的反叛精神无动于衷。她对两性关系及两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在她遇到的欧洲人中间显得特异，还是与俄国女性虚无主义者对女性要求和社会发展战略相符合。这些妇女在想象中，并且也在实际生活中，过着一种相伴而又没有性的婚姻生活，她们控制自己情感以免陷入爱情的陷阱，作为逃避受到男人支配危险的解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就刻画了这样的新人类形象：
“中心人物是薇拉·帕夫洛芙娃，一个非常知书达理的青年妇女。她为了逃避一门不中意的亲事和母亲的压制，与兄弟的家庭教师接了婚。他是一个学医的青年学生，名叫德米特里依·鲁勃可夫。这对新婚夫妇住在一套公寓里，各有各的卧室，他们相敬如宾，避免涉足彼此的隐私，他们是否有性关系，一直不清楚……”
“得到丈夫的尊重，有自己的卧室，个人幸福，甚至还有性自由，这些对帕夫洛芙娃来说都还不够，她还要求经济独立。”
许多新女性或女性虚无主义者都承诺要到30岁以后才与男人有性关系，她们公开讨论性的危险，如同不小心会陷入囹圄一样。莎乐美的生活理想是与一位具有同样思想的知识男性生活在两个卧室内，中间隔着放满书籍和鲜花的起居室，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女主人公很相象。
不过，当她向保罗·雷和尼采建议过三人生活时还是有点惊世骇俗。这毕竟不同于两人世界，其中选择哪种生活方式外人难以评头论足。
然而，对于莎乐美来说，提出这“三位一体”倡议还是有其内在根源。除了恰逢女性主义在俄国蓬勃发展并使她深受影响外，她家庭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莎乐美祖先属于俄国移民，到他父亲这一代深受沙皇器重，她父亲戎马生涯，战功显赫，被沙皇授封为贵族。莎乐美出身时，沙皇还特意写信表示祝贺。她的童年是在冬宫对面参谋部的豪宅中度过的。她是家中第六个孩子，唯一的女儿。上面五个都是男孩，其中两个早年夭折。她从小就被哥哥们呵护备至，尤其是她父亲，视她为掌中明珠，对她仁慈、纵容，他的行为更像一位亲切宽厚的大哥，而不是严厉的父亲。因此，从小在她意识中，男人对女人的“依从”、关爱与欣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圣彼得堡的吉洛特牧师、苏黎世的比德曼教授、梅森堡夫人家中相遇的保罗·雷、圣山上倾心交谈的尼采，她无不在潜意识中把他们看作是兄长。因此，当上述其中三位向她提出婚姻要求时，令她惊诧万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她潜意识中，“三位一体”是完全符合家庭自然法则的。
除此之外，恐怕还有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综合原因，那就是她从小养成的反叛性格和她在人生旅程中逐渐形成的抗拒世俗的想法，与她之后受到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胶合在一起，从而不惧世规，提出标新立异的“三位一体”设想。
三
莎乐美从小性格独立，思想活泼，头脑早熟；但身体成长意识迟缓。圣彼得堡的吉洛特牧师打开她头脑中的窗户，令她从神学，康德、斯宾诺莎哲学中获得无穷乐趣。她少年时代就开始关心同时代社会、哲学、宗教问题，渴求了解精神世界的奥秘，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
在她实行“三位一体”理想组合时，还仅是20岁年轻女子，涉世未深，没有完全摆脱兄长式家庭与父亲的影响（她也许还潜藏着恋父情结），任性地只懂得凭自己意愿行事，不顾及外界的评判。
在她与尼采交往中，不可避免地深受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尼采对她宣扬的——审美的、艺术的生活，要比道德的生活有价值得多；选择自主、独立生活方式，要远胜于受世俗约束、“规范”生活方式——这种“强烈意志”理念贯穿于她的思想中。也许在她与尼采交往时还只是朦胧地吸取着尼采的思想，远未到深刻领会的程度。但到1894年在她撰写《作品中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时，结合了自己多年动荡生涯，才算对此有了真正的透彻的理解。
她之后一生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尼采的思想，诸如与里尔克缠绕在忘岁的情色世界里；不顾世人冷眼我行我素地维系着与丈夫背离婚姻实质的关系等。她一生以多样的充满矛盾的性格探索在具有现代性意味的道路上，在其人生经纬时空交错中与那些思想家、诗人命运交织在一起。
最富有意味的是，在“三位一体”的“热恋”阶段，尼采曾亲自导演拍摄了一张照片：莎乐美坐在一辆车上，手拿一根绳子像是要牵住前面的牲口，保罗·雷和尼采则在前面拉车。难以揣摩当时尼采拍摄这张照片时的真实想法和心理动机。但它却犹如一个隐喻，预示着莎乐美在与众多男子关系中始终处于一种“驾驭者”的冷静位置。有评论家说：“她只点燃别人，让他们在爱的热焰中燃烧；要么使人休克，要么在她那里受孕，九个月后产下精神新生儿。”甚至更有人认为，她的那些出彩的经历，更像是一次行为艺术——如果以现代艺术眼光来看待的话。
她一生中除了认识尼采、里尔克、弗罗伊德外，还与瓦格纳、托尔斯泰、勃兰兑斯、霍普曼、斯特林堡等人相识。因此，有人说她收集名男人就像收集名画一样。然而也有同时代人说她具有强烈求知欲，天赋极高，善于启发别人尽情发挥，毫不顾忌社会习俗，还有惊人的美貌。“当她走进房间，太阳就升起来了”。
综观现代历史，几乎很难找出一位与她相匹敌的女性，像她那样吸引着如此众多优秀男人——那些最独立、最叛逆的男性，诸如尼采、弗洛伊德等。也许，在这一点上，似乎邓肯和乔治·桑尚可与她比肩。
然而，邓肯和乔治·桑自身就是艺术家。尤其是乔治·桑，作为作家，她除了与缪塞、萧邦的艳遇传世外，还有大量小说流传后世，被人称道。以一般标准来衡量，莎乐美也算得上是一位作家。她一生共发表15部小说和散文集，还有研究尼采、易卜生、里尔克和弗洛伊德的长篇著作，一百多篇随笔、评论（从没有再版过）；涉及领域：宗教心理、妇女问题、文学及心理分析等；她还保留了内容详尽的日记和笔记。可惜（以严格标准来衡量）今天已没有人把她当作一位作家来看待。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她的作品艺术成就有限，另一方面是她的经历实在太精彩了。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一致公认，她的生平要比她的作品有趣得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对自己的生平一直讳莫如深，她的回忆录（晦涩迷离，可信性不大）给企图分清哪些是友谊、哪些是知识交流、哪些是调情，带来极大的困难。这也难怪人们要对她生平事迹津津乐道，而将她的作品弃置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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