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接受了孤独这一事实”——哈金访谈
哈金 河西
3月23日，美国笔会福克纳奖揭晓，美籍华裔小说家哈金凭借长篇小说《战争垃圾》（War Trash）一书再次获得该项殊荣（他上一次获得福克纳奖是2000年，获奖作品：《等待》）。福克纳奖隶属于美国笔会，由福克纳基金会提供资金，在美国每年发表的小说中进行评选。哈金的《战争垃圾》讲述的是一个让人心情沉重的故事。于远1951年参加志愿军入朝参战，受伤后被俘，在战俘营，美军和国民党政府联合鼓动战俘投诚，于远不为所动，但却被强行在身体上刺下反共标语。回国后，于远因为这个无法抹去的纹身而受尽了苦难和折磨。哈金的这部小说同时也入围了本年度的桐山文学奖。本文是河西对哈金先生做了一次专访。
河西：首先为您再次获得美国笔会的福克纳奖，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哈金：谢谢你。
河西：1956年，您出生在中国辽宁，当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时，您还没有出生。而《战争垃圾》的故事恰好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尽管您是通过晚年回忆的方式来叙述的，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与那些真实的历史相遇，您是如何处理这种障碍的呢？
哈金：在开始写作这部长篇之前，我搜集了大量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特别是中国战俘）的历史文献来阅读和研究。我做了很多功课，于是，我对战俘在集中营中的行动由陌生开始变得熟悉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一点点丰满起来。换句话说，通过这些详细的材料，我掌握了足够多的令人信服的细节，它们是搭建一座小说宫殿的基石。
河西：我猜这个故事同样得益于您的军旅生涯，像《等待》的故事原型一样，很偶然的机会，您走入一家军队医院（这回也可能是一个哨卡、一个边防站，一个老兵的军营），有人向您讲述了一些零碎的故事片断，他们也许仅仅为了打发无聊，或者为了中国人一贯的嚼舌，但是您被打动了，您总是很有心地在搜集那些可以成为您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吗？
哈金：我从不会去“寻找或搜集”故事，但我的文学嗅觉是灵敏的，我的头脑里总是紧绷着一根小说的神经，对那些能够成为小说的偶然之事不会轻易放过。一旦我开始创作，我就会让这部小说将我包裹起来，我深陷在其中，研究和搜集资料是必经之路，正是它们让我的小说枝繁叶茂，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写作一部小说的动机纯属偶然。
河西：《新郎》中的《破》和《新郎》两个短篇是“人言可畏”的最佳注释（当然，涉及这个主题的小说您还有很多），《破》中的王婷婷完全被话语所摧毁了；而在《新郎》中，作为贝娜继父的“我”则因为那个不争气地要当同性恋的女婿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您是否是到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之后，才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语言的杀伤力？
哈金：你说得没错。当我的身份转换为一个局外人，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远方的“他者”时，我的头脑更为清醒了，那些司空见惯的小事在我眼中都变得不同寻常起来，我能够看清其中的细微之处，也能发现其中的特殊寓意，所谓旁观者清，此言非虚。
河西：您14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正是文革中期，林彪还没倒台，我不知道当时的军队是否依然秩序井然？您在军队里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段经历对您的写作是一个宝库还是一个阴影？
哈金：我刚参军的时候，那半年里，我一直在当炮兵，就是运送炮弹。然后我被选去培训当一名报务员。尽管是在文革期间，但军队没有乱，就是我们的装备实在是有些陈旧，没法和俄国人相比。说实在的，我不认为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值得珍视的，它们对我而言只是意味着虚度光阴和浪费青春。
河西：文革结束您也退役了，在此之前，您几乎都没有读过书，您在接受Powell's City of Books的Dave Weich的采访时甚至说您当时大字不识，我很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考上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的？您当时就有了英语的底子？在文革刚刚结束时，“美帝国主义”的语言似乎仍不吃香。
哈金：上大学之前我还工作了3年。四人帮垮掉后，我所在的城市（佳木斯）的广播电台开始播放一档英语学习的节目（名叫《英语广播讲座》）。我花了一年时间学习这种广播里的英语，然后在1977年报名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很幸运，我顺利地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顺便提一句，我当时的英语成绩是62分。
河西：莫言认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应该具有“借尸还魂”的能力，即有将自己的想像力嫁接在他人的人生经验之上的能力。您的写作更偏重于个人的人生体验还是虚构的技巧？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还是谋篇布局的能力？
哈金：我的写作是关于心灵的，我不会去虚构很多的细节，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如何编排细节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试图保护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性。就文学层面上而言，幻想和想像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想像意味着控制细节的能力。至于叙事技巧，它们当然很重要，我总是学着去熟练各种叙事的手法。但文学是灵魂的艺术，而不仅仅与技巧相关。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在叙事上都难称“白玉无瑕”，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些作者都有一颗独一无二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小说家必定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河西：《战争垃圾》的视角和国内所有描写此类题材的小说完全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叙述中，这是一个“英雄儿女”要求“向我开炮”的战场，一个充满了上甘岭和黄继光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战场，您的小说彻底打破了这种虚幻的光环，和《疯狂》一样，您是否想要诉说历史的真相？您是否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请原谅我仍然用这个称谓来称呼您）所应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哈金：我想讲一个普通士兵面对战争心灵挣扎的故事，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而并非集体经验。战俘作为失败者，他们的声音被无情地剥夺了。我意识到如果《战争垃圾》得以出版，它可能会给那些被遗忘的人带来一丝希望，使他们的声音为他人所听到。然而，这种历史责任感并非我写作此书的直接原因。任何人都可以有这种观念和这种野心，但困难的是如何架构这样一部作品，如何使它读起来令人信服、具有说服力。简而言之，我只是想写一部好的小说，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一本书真的要进入文学的殿堂，它应该具有永恒的价值，并且能够打动人们的心灵。
河西：很抱歉，我在向您提问时仍然未能找到《战争垃圾》的英文版全文。这是个遗憾，但对于《疯狂》来说，这本书可能还是幸运的，《疯狂》由于题材的限制绝对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战争垃圾》，我想还没有那么多禁忌。尽管如此，这两本书并没有想像中的差别那么大。我指的是它们一样都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而且，您总是在描写困境中的孤独，不被人理解的焦虑和痛苦，我觉得不仅在中国您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就是现在，由于文化的差异（尽管您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您是否依然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孤寂？
哈金：你是对的。我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克服的孤独感。因为我现在的处境，我不得不为生计而奔忙。另一方面，很多作家都不善交际，这是作家的“职业病”。他们总是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不论他们生活在中国还是美国。当我决定用英文来写作时，我其实就已经接受了孤独这一事实，并以此作为我小说的叙事基调。
河西：虽然您在《新郎》的序言中宣称您发现了喜剧与悲剧之间的相通之处，但我敢打赌，您骨子里仍然是个非常悲观的人，我想每一个读到《光天化日》结尾的那一句话：“她站在汽车站那边，独自一人”的读者都会为之动容。似乎您的小说时间总是停留在过往岁月的灰色记忆之中，是您摆脱不了，还是刻意为之？在未来您是否会去叙述当代美国的现状？
哈金：果戈理被认为是一位喜剧大师，但究其实质，他书写的仍然是悲剧。他笑着流泪。我希望自己也能写出这一类的小说，让读者笑出声来，同时又感到一阵心酸。我正在写一部关于当代美国的长篇小说，但很不幸，它仍是一次让人心情沉重的文学旅程。正如你用的那个词所表述的：“灰色”。
河西：谈谈您的诗歌吧。我知道您的博士论文是《现代派诗歌论：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奥登和叶芝》，但问题在于，我在您的诗集《于无声处》中读到的，不论是主题还是意象系统、节奏、音韵……和这四位现代派大师几乎毫无瓜葛，就我的阅读经验，和雷蒙德•卡佛的诗歌倒是比较接近，不过卡佛更讲究节奏，您更偏重于叙事，叙事在您的诗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是否尝试着把诗歌视作小说的一种变体？
哈金：《于无声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叙事性的。我们应该避免闯入现代主义四大师的“包围圈”，他们的声音太强大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会淹没在其中。卡佛主要还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我喜欢他自然的言说方式，但对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他的耳朵能够辨别得出我的小说中的语言还不是那种地道的英语。因为我的主人公和叙述者都是中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诗歌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如今，我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是抒情的张力。事实上，对于一首诗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表现出它的音乐性和力度。
河西：我还是不清楚您为什么要辞去艾莫里大学的教职呢？这份工作应该不会占用您太多的时间。而且您刚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是这家大学提供了一份您当时非常渴望的职位，但您似乎并不满意。辞职是否意味着您现在不需要额外的工作也能养活一家人，抑或您现在比年轻时更迫切地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
哈金：我离开艾莫里大学是为了完成《战争垃圾》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我想回到那所大学，但没能成功。因此我去了波士顿大学，在这里教授写作课，这门课在该校颇负盛名。我经常抱怨，教授这门课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但固定的收入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他就会老是想着如何出书卖钱，没办法，我只能委屈求全。图书市场的暴政比大学还要糟糕。
河西：很多批评家都将您和契诃夫和卡佛相提并论，您怎么看，您是否也受到美国简单派的很大影响？除了纳博科夫、舍伍德•安德森和乔依斯，您喜爱的中国和西方的小说家有哪些？
哈金：我不知道人们把我和卡佛相提并论。我并不喜欢美国的简单派，他们现在也快消声匿迹了吧。我热爱的是俄国的大师，他们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文学食粮。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则偏爱唐宋诗词。
河西：迄今为止，您已经得了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海明威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这在一位华裔的小说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知道您写作非常勤奋，每天都坚持写一点（或者是修改），您认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天赋和个人奋斗哪个更重要——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
哈金：我不相信有所谓的天才。对于一位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洞察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河西：已经谈了很多了，占用了您很多的宝贵时间，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报纸的采访。
（注：哈金先生访谈的原文为英文，中文由河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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