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作！”——伊丽莎白·毕肖普访谈录
乔治·斯塔贝克 文
河西 译
冬季的黄昏阴云如晦，伊丽莎白·毕肖普一身便服－－穿着一件哈佛大学的运动衫－－起身欢迎面谈者登门造访；当被问及客厅墙上那面精雕细刻的镀金镜子的来历时，她的回答显得彬彬有礼，举止得体。是的，这是威尼斯的产物，上面雕刻着皮肤黝黑的威尼斯人，但为她所有却是在里约热内卢的拍卖会上。访问者预感到，这次访谈将迥异于之前与他钟爱的任何一位诗人的对话，于是他将小录音机放在沙发前的矮茶几上，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令他颇感惊讶的是，沙发后的整面墙上已为书籍所填满。他们之间很快就有了笑声。美好的回忆－－毕肖普想起她认识并偏爱的某个人，他的怪癖和放纵的言行－－使她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是短暂、尖利而诡异的，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斯塔贝克（下简称斯）：我做过一点研究。我翻阅了你受时代生活出版社（Time-Life
Books）之邀所作的游记，也有地理方面的著作。你以明快的笔法、条理清晰地叙述了一个个巴西历史中的传奇故事。
毕肖普（下简称毕）：我不太记得那本书了；更确切的说法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得意之作。那本书经过了时代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的改动近乎随意。我选图片的标准和他们不同，我想用得更多一些。其中收录了堂·帕德罗（Dom
Pedro，巴西最后一位国王）和他的随从官员在尼亚加拉瀑布前的合影吗？确实，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照片记录了他们的行程轨迹。但我认为那一张真是一次绝妙的讽刺。他的脚步几乎遍布了这个国家。而在巴西，他反而从未到过伊瓜苏瀑布（Falls
of Iguassu），那要比尼亚加拉瀑布大上多少？大上10倍呢……那是1876年，他去费城参加建城百年纪念的事了。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和他的电话也出现在那儿；贝尔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的发明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被广泛应用。但堂·帕德罗为他在帕特罗波利斯（Petropolis）的夏宫订购了多部电话机。他又觉得宫廷中的妃子们可能还不满足，于是就给她们每一个人带回了一台辛格牌缝纫机－－但实际上她们并不喜欢。你在那本写巴西的书中有没有读到朗费罗是怎么在剑桥为他办宴会的事？
斯：对，我记得这一段，但堂·帕德罗喜欢的诗人其实是惠蒂埃（Whittier），他还把他的作品翻成了葡萄牙语。
毕：我查阅过那些译文。刚开始我认为他翻译的应该是惠蒂埃批判奴隶制的诗歌，因为堂·帕德罗坚决反对奴隶制。（奴隶制在巴西直到1888年才遭到废除。）但情况恰恰相反，被翻成葡萄牙文的是那些描写飞鸟的风景诗。
在朗费罗的晚宴上，惠蒂埃显得很害羞，6英尺多高、健硕而英俊的堂·帕德罗两次试图给他以巴西人的吻，可怜的惠蒂埃给吓坏了。
斯：你接受指定的写作任务，像时代生活出版社，而又使它完全呈现为你自己的风格。（毕：并不全听我的，说2/3可能差不多。）你似乎总是急于讲述那些故事。你在以翻译的方式写作。我发现了一些秘密。如果我没有在目录上稍作停留，而是直接翻看《地理学Ⅲ》，那么我就会直接阅读诗作《约瑟夫·康奈尔》，而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翻译自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作品。
毕：在西班牙语中，这首诗让人惊叹不已。
斯：在英语中亦然！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正在读的是你关于康奈尔的诗作。保尔·卡洛尔（Paul
Carroll）有一首杰出的作品，写的是康奈尔的“美第奇牌自动售货机”。那时，我想，“伊丽莎白·毕肖普写的康奈尔，比它还要出色”，然后我翻到最后一页，去看原文。
毕：你说的很对。当然，我也考虑过应该把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名字放在这首诗的开头，一开始我确实是这么做的，但看起来并不合适。有标题，然后有题献词，再把它放在标题底下似乎有累赘之感，故此我决定把它放在书的末尾。
斯：确实，你写下了许多以绘画之类为对象的优秀诗篇。《地理学Ⅲ》中有一首描写目光接触到绘画上那一刹那时的感受的作品此前已经被人述及，但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毕：在我的第一本著作里有一首诗名为《大而无当的画》，那同样是我叔祖父的作品，大概是他14岁时画的吧。他们家住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一贫如洗，他只得到海上去当船上的服务生。之后他画过3、4幅尺寸较大的油画，追忆遥远的北方，怀念美女岛，如此等等。我热爱这些画，尽管在艺术上它们并不成功。我的一位姑妈买下了其中的几幅。我试图让她出卖给我，但没有如愿。此后，叔祖父乔治去了英格兰，在那里他成了一位相当著名的“古典派”画家。我想应该是在1905年，他回到新斯科舍省度夏，顺便看望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祖母。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大批的素描，为我的姑妈和母亲和其他人上了“艺术启蒙课”。我终于还是从祖母那里继承了一幅很小的素描（其大小相当于一张旧版的美钞），我在一首诗中描写过它。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写过一篇探讨这首诗的论文，极为精彩。你用这台录音机录音乐、录诗歌朗诵，是做这样的事吗？
斯：这只是我第二次用它。
毕：在巴西的时候，我尝试着将一些信函录到磁带中去，但后来我放弃这么做了。
斯：我还听说过有人试图在磁带上书写。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训练自己使用录音机，使自己能转向磁带工作。他正在录戴高乐的论文集和新小说的全集。一部接一部地录，为了谋生。他说他在训练自己熟悉整个工作的流程，先要通读两遍，顶多三遍，然后用法语和英语录音，最后由一名打字员转录，快速复制一遍。
毕：我对他的工作方式一无所知。他录了多少？127本小说？我翻译过一本巴西人的著作，很厚，是一个女孩的日记。其中可能错误连篇，因为那是我的处女作之一。那时我刚开始阅读，试着在学葡萄牙语。有人建议我做点翻译，于是我就做了。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开始的时候，我把它们写在一本大开本的笔记簿上，但译到1/3的时候，我终于理解了女孩的风格，或者说是我认为我理解了。随后我开始直接在打字机上翻译其余的部分。就这样，这部书耗费了我大概3年的时间。我相信某些人能够直接在打字机上写诗，据我所知，威廉斯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斯：有些诗人写诗是如此轻松，会让你心生恐惧。我有个邻居，大概40年前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立常规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是一名非常年轻的护士。有一次她告诉我一件事，问我是否听说过她怪异的上司。他是个神秘的医生，过去常常叫她把他那些潦草地写在处方单背面、卫生纸以及其它东西上的诗歌在打字机上打成定稿。于是她不得不远离办公大楼，躲进一间逼仄的盥洗室，坐在马桶上，就在那么个地方处理这些诗歌。把打字机放在她的膝盖上，把手稿转录一遍。
毕：他是……？
斯：没错，他就是梅丽尔·摩尔（Merrill
Moore）。过去他常常在驾车外出的时候，将十四行诗录口述进电话答录机。我的意思是他写过10万首诗，最后的总数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字吧？
毕：当她拿到它们的时候，她爱读那些诗吗？那些十四行诗？
斯：她不知道。她不能确定。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能直接在打字机上做诗歌翻译的。你似乎已经洞悉了巴西人的秘密，从而能够以早期英国民谣风格完美地写下那样一首诗：《灵魂的兄弟！灵魂的兄弟！》。
毕：哦，对。那首“民谣”只不过是一部圣诞长剧中的一小部分。我对它做了删节。我的翻译水平有限，我也从不接受翻译方面的约稿，但偶尔，似乎总有一些文字要从我这里变成英文。那本书中有一首诗《家庭中的旅行》（原作是卡洛斯·德拉蒙德·德·安德里德，Carlos
Drummond de
Andrade）我自认为就很不错，格律也正确无误。什么也没有变动，甚至是词的次序。当然，词序要显得自然，一般总要做一些调整，但这次是例外。我曾致信安德里德先生，询问他是否可以重复一个词，以取代他原有的诗行，他回信说可以，说这是个好法子。葡萄牙语有与英语完全不同的韵律体系，很像法语。但有时候，一首诗也确实能够变成英文。
斯：我对你的一首诗充满好奇，你对它的驾驭显得轻松自如。谈谈《麋鹿》吧。
毕：我着手写作这首诗大概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讨厌说多少多少年之前。我写这首诗是因为麋鹿的故事，那是真事儿；最终，诗歌也正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
斯：关于这首诗，有几种看法认为还有其他的动因或主题：梦幻般的对话，有没有将你带回到祖母在你枕边讲故事的时候？
毕：对，没错。我一直都有那种体验。我已经将它写进了我关于旅行的札记中了。我想你肯定会在飞机、火车或是巴士上碰到这种情况的。你知道自己累坏了，在半梦半醒之间。既然这首诗给你这样的印象，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对话有很重的新斯科舍省口音，陌生而又熟悉，虽然我并没有写下多少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与麋鹿真的是巧遇。一个朋友写信告诉我碰上雄鹿的事，和我的差不多。麋鹿的举动和我那次碰到的一模一样，就是把汽车整个闻了个遍。但那一次，他没有像我那样让它消失在路的尽头，他还驱车追出去有一里多地呢。
斯：你显然很喜欢去了解确切的地理学知识，并以此来解析事物。你的文字准确、恰到好处，特别是细节的艺术，请允许我可能会让你困窘：我非常佩服你诗歌中、道德上的那份冷静，
毕：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你说的……
斯：好吧，好吧。但这本书最后的那首晨歌《五段楼梯》却很特别。你毫不费力地就使“沉闷”的早晨成为我们的原罪：因我们拥有过去的岁月、拥有时间循环的知识而倍感沮丧－－（“昨天使今天醒来，不费吹灰之力！/而我发现，昨天之重几乎无力提起。”）
毕：对，似乎很少有人喜欢那首诗。
斯：我被它深深吸引。
毕：每个人肯定都有这种经验。你知道的，对于我的第一本书，一位我很钦佩的朋友当面指出：“可是你的诗里一点都没有哲学。”而真正的城市居民则对诗中连篇累牍的“自然风物”厌烦透顶。
斯：我猜克鲁索是城市里的孩子。他是这样调皮，和你为这座小岛借来的植物和动物保持着一致。（《克鲁索在英格兰》，见《地理学Ⅲ》）
毕：它是几座岛屿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斯：也是故意将几个时代混合在一起的产物－－就像华兹华斯所做的那样
毕：《纽约客》杂志寄给我校样时，编辑在那一行诗的旁边写着：“时代搞错了”，我想在这首诗的别处大概也有。我告诉他们那是我有意为之，是我的虚构，但迟钝的蜗牛，迟钝的蓝蜗牛却是真实存在的。
斯：在他所在的胡安·弗兰德兹岛（Juan
Fernandez）上也有那种蜗牛吗？
毕：也许吧－－不过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是在佛罗里达的万里群岛上。多年之前，我曾经划着独木舟到那儿旅行，看到过蓝色的蜗牛。它们是树蜗牛，我可能还抓了几只。它们太脆弱了，一不小心就被我捏碎了。它们在岛上到处都是，真是种奇异的动物。
斯：克鲁索是岛上的亚当，而你则以“万物中的代表：一种树蜗牛……一种树……一种浆果”创造了一座令人目瞪口呆的小型伊甸园。
毕：溪流的原型其实在佛罗里达，我们过去常能见到。虽然你是了解我的，但我还是犯了错误。我遭到了批评。在牙科诊所，我在《国家地理》上读到关于这首诗的文章就差不多有7篇之多？
斯：“你是一个我/你是一个伊丽莎白/你是她们中的一员。”
毕：对，那是其中一篇。这首诗中的一些错误，我原本以为没人会注意。却不料每一个都被他们找了出来。我的记忆对1918年两本《地理学》杂志的刊号有偏差。在尚未读到他们的文章之前，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查过资料。在2月号中有一篇文章《一万道烟柱的山谷》，是写阿拉斯加的，我记得不错。然而，关于非洲的却是在下一期，在3月号上发表的。当我把诗作寄给《纽约客》杂志时，我写信给霍华德·摩斯（Howard
Moss），说我必须承认这是个小错误。对此，杂志的态度是宽容的，并对我说这没关系。但之后，两位读者发现了这个错误。他们就去把它更正了过来！我应该加一个注脚就好了。
斯：诚然，所有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所有的诗人也都是批评家。不过，如果说我相信两者之间必定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个性。批评家的着眼点往往更多地聚焦在纯文学上。而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可以把一部装载着文学史料的厚重诗选编得简明扼要，但当他给地名做脚注时，他却把加拉帕哥斯群岛放到了加勒比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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