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萨拉马戈的三种方式
王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诺贝尔奖并不是彪炳千秋的方便法门——这对于中国写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一个虚伪的乌托邦似潮水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名利虚荣终究不能作为有效的写作理想，而转化成持久的内驱力；这对于中国的文学读者来说，则意味着一个作家诵记名单的合法性已经不复存在。继起的快捷方式是图书经销商提供的排行榜，大家开始瞩目一个或者多个变幻不定的走马灯名单，眼乌珠乱转——不过，萨拉马戈不在其列。
“不在其列”的意思主要有两层：一则是指萨拉马戈并不在中国的图书排行榜上。再则，就算诺贝尔奖是一个方便法门，199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也不必非得要附丽它而流芳百世，他的流传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以文学奖为代表的“文学外在物”就是这么回事儿：尽管它让一批人尸位素餐，让另外一批配其位者终生不得其位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但它——如果它是一个有信誉的文学外在物——毕竟部分地使人适得其所、名实相符、交相辉映——它也是此中的受益者，当它与某个优秀的文学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品格和他的名声一起攀升。
这个意义上，我几乎感到惋惜，这场不知谁人发动的袪魅工作过于彻底，在黄色炸药的爆炸声中，那个名叫“诺贝尔”的、关于巅峰与桂冠的迷梦倏然间无影无踪：若泽•萨拉马戈，一个足以传世的小说家，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青眼，“诺贝尔奖得主”这个头衔在世纪之交也没能帮上什么忙。（不过，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广大文学青年，迄今为止，只有一个译者范维信，两家并不算非常知名的出版社出版过其小说的中文本：《修道院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失明症漫记》，海南出版社，2002。）
为此，我提议：让我们来记诵一下“萨拉马戈”吧，一个拗口的四音节（在葡萄牙语中，Saramago具有语音双关的含义，魔法师Sera-mago与萨拉马戈揉织文字的实验性创作手法遥相呼应。他在叙述、人物，虚实、是非之间变幻书写方式，无疑也是某种魔法的产物）：
第一种记忆法不复杂：就是反复地叨念，把“萨拉马戈”诵读一百遍，对，一百遍。这绝不是一个好方法但很有效，当初许多人就是这样把弗拉基米尔、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陀斯妥也夫斯基背下来的。当然，对于大部分好记性的文学读者来说，肯定不用百遍即可奏功：因为在汉语中，四音节是一个与文化心理相符的稳定结构——我们日常所用的成语绝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而汉族人的名字也是以四个音节为限度。或者是一姓三字（很罕见，比如我的师兄赵塔里木，一条居住在新疆的汉子），或者复姓双名（比如欧阳江河、西门吹雪和诸葛孔明）。用记忆中国人名的方式来记诵“萨拉马戈”，对于我等差记性来说，应该是个更为简易的方便法门：按照通行规则，汉语视野中的萨拉马戈应该是复姓萨拉名马戈的一个人。“萨拉”这个姓具有与赖声川相声中的“张三丰”之复姓“张三”相似的记忆技术功能；也与中国传统里“文如其人”的文学规则相匹：姓如其文。萨拉马戈那些被冠之以“历史题材”的作品无疑就是一盘盘历史沙拉（salad）：沙拉酱里的土豆和西红柿清晰可辨。《里斯本围城史》和《修道院纪事》即充分地表现出这位萨拉先生对历史的调配用心：他用个体经验去穿透历史叙事，使那个叫历史的东东变得边缘化，充满女巫、特异功能和黑夜中熊熊燃烧的篝火堆，而使我们以往的历史知识则尾随在文本身后怅怅然成为一个模糊不情的幻影。
这位萨拉先生叫“马戈”，一个泛女性化的名字，法国人名“玛格丽特”（Marguerite雏菊之意，多用于少女名）的暱称。按照中国的见名知性原则，马戈更通常的写法是：“玛戈”。我调动我简单的世界文学阅读经验，印象中有三个著名的玛格丽特或者马戈或者玛戈与文学相关。第一个当属古典时代的玛格丽特•戈蒂耶小姐，她以另一个富有诗性的名字享有世界性声誉：茶花女。第二个是玛格丽特•杜拉斯，世纪之交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读者们的法国《情人》。最后一个则现身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城，她曾经飞翔，与撒旦交往密切，曾经荣华富贵而又因为爱情弃之若敝履，一个大师因她而产生，那个大师制造了“本丢•彼拉多和耶稣”。她自己，则是一位俄罗斯作家（我们不妨也称他为“大师”，他完全担当得起这个词语在辞典和在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涵义）、大师布尔加科夫制造并钟爱的。在复杂的分层多角关系中，我分不清：不知是“大师”造就了玛格丽特，还是玛格丽特造就了“大师”。但不管如何，她与布尔加科夫一起名噪世界，著名的法国《读书》杂志将《大师与玛格丽特》作为俄罗斯有史以来，众多璀璨的文学作品中第一种《理想藏书》。
从萨拉马戈牵涉到玛格丽特，看似不伦；不过，倘若将它视作一种别致的修辞，来揭橥若泽•萨拉马戈与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之间的隐秘关系，恐怕也未尝不可。那朵飞翔的雏菊（Marguerite）有着助记Sara-mago的功效。萨拉先生和布尔先生在理想女性的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卓见睿识：她应该是一个超自然的精灵。这个特异于所有庸脂俗粉的女子，在《大师与玛格丽特》里，赤裸着，一身涂满轻盈的油彩，骑着扫帚尖叫；而到了《修道院纪事》中，她投胎为中世纪巫婆的女儿，名叫布里蒙达。她的另一个不凡的名字“七个月亮”，则来自她唯一的那次婚姻。她丈夫，人称“七个太阳”巴尔塔萨尔•马特乌斯，只有一只手，却在妻子的帮助下，帮助一个神父建造飞行器“大鸟”。这是一项远比宏伟矗立的修道院更伟大的工程，因为飞翔是人类意志深处冥顽不化的梦想。布里蒙达的神通在于：她每天一觉醒来，可以看清一切被外套、肌肤和其他种种掩饰物遮蔽起来的真相——这种透视的本领在吃完每一天的早饭之后自动消失。在伟大的“大鸟”工程中，她的职责与神迹是：用一个装有琥珀的口袋，不食人间烟火，不辞辛苦，去搜集两千个濒死者的意志。意志是居住在人的胸口，是肉体与灵魂之外的第三元，它会义无反顾地抛弃余温尚在的濒死的躯体，追求琥珀和星辰的奇幻飘渺，因此，它被用来
“大鸟”的飞翔动力。
无独有偶，与透视的特异功能相似，《失明症漫记》里那位医生的妻子有一双免疫的眼睛。这种免疫力跟它所免的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白色失明症之“疫”同样地不可思议：一开始，是相濡以沫的爱情使她毅然地伪装成瞎子，最终，却是这个伪装者成了城市里唯一的幸免者。事情是这样的：从某个十字路口的某个司机开始，整个城市逐渐丧失视觉，在这种无名的病患背景下，世界变得言语枯燥、灰黯无光，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都失去了自己的名称和荣耀（至少萨拉马戈没有提起任何一个专名）。这是一种在病理学知识系谱之外的传染病，它似乎通过光波传播，连医生都遭席卷——罹病的医生，意味着构成社会结构的那个庞大象征体系的决堤，昭示了一种未有之大变局：白色的失明症丝毫不受经验约束——由束手无策的人所组成的惊恐万状的制度，情急之下变出粗暴和无理的本相。医生的妻子，一个最接近医生的人（而又不是医生），成了疫病之后这个残酷世界的唯一见证人，她目睹了把人的理性、文明和秩序外衣剥得一丝不挂之后，天地间所剩何物。
人类近90%的信息，也就是相当于近90%的记忆，都来源于视觉。卓异的视觉因此足以担当起一种普遍理想的隐喻。在萨拉马戈以及布尔加科夫（他让玛格丽特看见了撒旦和他那只会说话的黑猫）看来，这种理想，以及代表了这种理想的女性都具有如下的特质：美、超越，轻盈若飞，而又逼视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唯有看见了所有真实的，才是纯洁无瑕的。医生的妻子看见她忠诚多年的丈夫与一个戴时髦墨镜的盲女笨拙地作爱，而布里蒙达则坦言她每天醒来吃饭之前决不去看她的丈夫，那个她所挚爱的灵魂和意志的栖息地，跟别的任何一具躯体同样混浊——我们得记住：萨拉马戈作为一个小说家，足够地残忍，他一手拆解了爱情；不过，另一只手上却是完全的纯情：医生的妻子继续相濡以沫，继续是医生妻子，继续充当医生的眼睛；而当七个太阳和大鸟一起消失在空中，七个月亮便在九年的尘土飞扬和风霜雪剑里孜孜以求，最后在火刑堆上发现了那个缺了左手的男子，她说“过来”，于是，火焰中的男人胸口那团密云般的意志归于布里蒙达。“残忍”（即坦言与直视）加上纯情，正合乎我蛮横无理的文学理想。
经验证明，我们可以由此及彼，通过记住一个人或一个去记忆另一个。比如：记住俞伯牙，便想起了钟子期；谈起帕里斯，便不得不说无与伦比的海伦；长生殿链接着“杨家玉环初长成”；而莫斯科的玛格丽特，跟大师布尔加科夫血肉相关。中国传统早就用“爱屋及乌”和“睹物思人”来表达过记忆学上的这种双星效应或者伴星原则。由是，我们除了默诵一百遍之外，有了第二种和第三种记住若泽•萨拉马戈的方式：记住《修道院纪事》（或者布里蒙达），记住《失明症漫记》。他和它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很遗憾我们不通晓葡萄牙语，看不懂萨拉马戈的其他作品——当然简体中文译本的出版其实也不会遥遥无期，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使有萨拉马戈的原文本摆在我的面前，那也是一堆蕴涵丰富的密码天书，百思而不能得其解。不过，第二手文字和第三者评论，已经点点滴滴地透露出这样的讯息：作为《里斯本围城史》的作者、作为《石筏》的作者，以及作为《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和《所有之名》的作者，葡萄牙人若泽•萨拉马戈亦足以让我们铭记在心。创造者（作者）可以从他的一个创造物那儿受惠千载，这个定理早已在上帝、伊索和兰陵笑笑生那儿反复被验证为真，即使这个作者除了他的名字（甚而绰号）和文本之外荡然无存。他和它（们），一起会被我们记住。
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
男，已婚，小说家，1922年-？，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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