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音乐》

孙甘露

    我一直在想,那些曾经带给我震憾、享受和安慰的音乐——它们通常是一些片断,一但我试图用文字来陈述这些感受时,我是否已经远离了它们。它们来自天国,由一些特殊的人所记录,并且传达给我们,使我们在感动之余,还想用音乐之外的方式向其他人转述我们的感受。这些衍生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收音机的年代,一台我母亲结婚时购买的布面木壳的电子管收音机,另一台是我父亲去越南前买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从红灯记到莫扎特,都伴随着沙沙的电流声,在那个年代,那些噪声仿佛是音乐的天然部分。正是在那些沙沙声中,我初步在音乐中领会到纯净的含义。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巴托克根据匈牙利民间音乐写作的钢琴曲集,马斯卡尼《乡村骑士》中的间奏曲——姜文在他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它作为影片配乐的主题,这仿佛是马斯卡尼专为这部影片而写的,它与影片是如此地契合,似乎隔着时间和地域,人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故乡。

    岁月就是如此流逝,我们在一种异国他乡的音乐中建立我们的记忆,那些可以触摸的旋律,和声。就我个人而言,那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时代,一个交响音乐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那些年中,生活是被提纯和压缩过的,一切都被吸纳进序曲的号角和终曲时的隐隐而来的隆隆鼓声之中。这是一个隐喻,某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带有结局的徽记。

    紧接着,一个声乐的、卡式录音带的八十年代到来了。日本的器材,邓丽君和帕瓦洛蒂,亚洲流行乐坛和欧洲歌剧的双峰,这两位天才的歌唱家,把人声的意义从声嘶力竭和装腔作势中解放出来,他们使许多嗓音黯然失色,也使更多次要的声音学会了如实地表达自己。

    他们建立了一种声乐的标准,不是为歌唱家,而是为听众,这就是天赋,有些东西是学习所达不到的。选择倾听有时比选择倾诉对自己更仁慈。这使我们免受自己的骚扰,得以获取真正的享受。所以说,八十年代也是一个聆听的年代,与其后的九十年代适成映照,那种同样由日本器材带来的娱乐,使其后的日子充满了噪声。

    仿佛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讽刺,九十年代无可避免的成了一个器材的时代,激光唱片对录音带的取代,主要也是因为音质的改善,人们要求听到最纯净的声音——在一个最嘈杂的时代。这的确是意味深长。

    在文字的描述中,虽然我们的感受会显得繁复,时间却是被压缩了的,而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时间却是绵延的。它向着一个方向或者无数方向伸展,回复。它触及我们内心最潜在的部分,犹如招魂一般唤醒我们。虽然这也是一个俗见,但是,是一个最深情的俗见。音乐就是如此伴随着我们的尘世生活,使我们得以发现我们的影子,另一半,希望和灵魂。

    虽然我有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我听过的曲目列一张单子,但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单子,并不总是怡人的。一如有的朋友,喜欢向你推荐曲目,有的则乐于向你推荐版本,有的人向你推荐乐章,更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你反复播送某个乐句。这种个人的嗜好,虽是善意和积极的,却时常带有喜剧性的偏执的色彩,一如它的反面,空泛的谈论显得不着边际,却有着广阔深邃的寓意。这两者都以文字的方式围绕着音乐,赋格式的,对话般的,带着诚挚和恳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同时,它也是无处可寻的,虽然它时常以某种版本作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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