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音乐》
孙甘露
我一直在想，那些曾经带给我震憾、享受和安慰的音乐——它们通常是一些片断，一但我试图用文字来陈述这些感受时，我是否已经远离了它们。它们来自天国，由一些特殊的人所记录，并且传达给我们，使我们在感动之余，还想用音乐之外的方式向其他人转述我们的感受。这些衍生的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代，对我来说是一个收音机的年代，一台我母亲结婚时购买的布面木壳的电子管收音机，另一台是我父亲去越南前买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从红灯记到莫扎特，都伴随着沙沙的电流声，在那个年代，那些噪声仿佛是音乐的天然部分。正是在那些沙沙声中，我初步在音乐中领会到纯净的含义。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巴托克根据匈牙利民间音乐写作的钢琴曲集，马斯卡尼《乡村骑士》中的间奏曲——姜文在他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将它作为影片配乐的主题，这仿佛是马斯卡尼专为这部影片而写的，它与影片是如此地契合，似乎隔着时间和地域，人们在精神上有着共同的故乡。
岁月就是如此流逝，我们在一种异国他乡的音乐中建立我们的记忆，那些可以触摸的旋律，和声。就我个人而言，那是一个古典音乐的时代，一个交响音乐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那些年中，生活是被提纯和压缩过的，一切都被吸纳进序曲的号角和终曲时的隐隐而来的隆隆鼓声之中。这是一个隐喻，某种东西从一开始就带有结局的徽记。
紧接着，一个声乐的、卡式录音带的八十年代到来了。日本的器材，邓丽君和帕瓦洛蒂，亚洲流行乐坛和欧洲歌剧的双峰，这两位天才的歌唱家，把人声的意义从声嘶力竭和装腔作势中解放出来，他们使许多嗓音黯然失色，也使更多次要的声音学会了如实地表达自己。
他们建立了一种声乐的标准，不是为歌唱家，而是为听众，这就是天赋，有些东西是学习所达不到的。选择倾听有时比选择倾诉对自己更仁慈。这使我们免受自己的骚扰，得以获取真正的享受。所以说，八十年代也是一个聆听的年代，与其后的九十年代适成映照，那种同样由日本器材带来的娱乐，使其后的日子充满了噪声。
仿佛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讽刺，九十年代无可避免的成了一个器材的时代，激光唱片对录音带的取代，主要也是因为音质的改善，人们要求听到最纯净的声音——在一个最嘈杂的时代。这的确是意味深长。
在文字的描述中，虽然我们的感受会显得繁复，时间却是被压缩了的，而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时间却是绵延的。它向着一个方向或者无数方向伸展，回复。它触及我们内心最潜在的部分，犹如招魂一般唤醒我们。虽然这也是一个俗见，但是，是一个最深情的俗见。音乐就是如此伴随着我们的尘世生活，使我们得以发现我们的影子，另一半，希望和灵魂。
虽然我有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把我听过的曲目列一张单子，但是这种每个人都有的单子，并不总是怡人的。一如有的朋友，喜欢向你推荐曲目，有的则乐于向你推荐版本，有的人向你推荐乐章，更有人不厌其烦地向你反复播送某个乐句。这种个人的嗜好，虽是善意和积极的，却时常带有喜剧性的偏执的色彩，一如它的反面，空泛的谈论显得不着边际，却有着广阔深邃的寓意。这两者都以文字的方式围绕着音乐，赋格式的，对话般的，带着诚挚和恳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同时，它也是无处可寻的，虽然它时常以某种版本作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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