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与翻
孙甘露
从一件小事谈起。两年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胡可丽女士，代表法国彼楷尔出版社与我商谈出版我的小说的法文版一事，就首先翻译哪一部小说征求我的意见。胡可丽女士交游广泛，对中国当代文学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坦率的希望把我在《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上刊载的小说率先介绍给法文读者，但我解释说，这些作品，因其形态特殊，翻译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会有哪些困难。胡可丽女士自豪地、不假思索地说：“没有什么作品是法文翻译不了的。”基于我对法国文学的迷恋，（注意！我不懂法文。）我对此深信不疑。
半年以后，胡可丽女士来信宣布，他们决定翻译出版《呼吸》，她解释说，他们选择了容易翻译的。
无须讳言，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人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中文译本获得的，所以，翻译语体和古汉语、白话文、新华社语体、口语以及方言从不同的方面对我们的中文写作产生着极为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复杂之处首先在于，自始至终包含着反抗和默认。即使如诗人张枣这样长期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生活和工作的人，依然敏感于所谓“中文性”的问题。在诗人肖开愚的居所，我们曾就此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实际上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是肉体还是精神上的移居，只要你还在用中文写作，就无法回避这一点。
当我们在谈论翻译语体时，实际上涉及的是中文写作中的文风“欧化”问题。自《马氏文通》始，汉语的语法即源自西方，人们相袭至今，似乎并无改弦易辙的打算，人们对“欧化”的疑虑表面上是对包含众多修饰成分的长句的质疑，在其深处则是对广义的修辞的不安。人们习惯于以无意识的、以日常经验的微粒所汇聚的立场，对文风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作出反应，而且将其简化为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传统、民族性乃至文化立场。实际上鉴赏所包含的对差异的敏感，在很长时间里与感性一起被排除在对艺术作品的认知之外。一如西利尔。康诺利所言：“巨人们逝去，说教的倾向抬头了。”看！我引用了西方人的观点，但翻译家表达的非常好。我想，不会有人以为，因为它们仅仅是有力的短句吧？
我私人有一些从事翻译工作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教诲和启迪并不仅仅来自于他们翻译的文字，我也不准备对“信、达、雅”之类的问题发表庸常之见，即便他们的工作包含了诸多错误。我倾向于阿克曼的观点：任何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总是建立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之上的，而有意思的恰恰是这些误解本身。我当然不是在为常识性错误开脱，但有价值的工作常常蕴含着试错的冲动。
我的更进一步的寓意包含在王一川先生的一席谈话中。王一川在英国留学时，指导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在与他的第一次谈话中，建议他在提交的论文提纲中慎用“纯洁性”和“永恒性”这两个概念。伊格尔顿认为，这两者必然包含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意识形态。
无疑，形式冲动也是广义修辞的一部份，一件事用小说来叙述和用昆曲来表现当然是十分不同的。虽然有许多幸灾乐祸的论调，虽然批评家吴亮和小说家陈村对他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断批评实践和小说创作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但我依然将此与中国文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境域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失望和焦虑正是文学试图确立自身历史的一种表现，“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米兰。昆德拉进一步强调：“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被背叛的遗嘱》）
我有幸结识的另一位翻译家是王道乾先生，我试图在记忆中复苏那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为我自己。
那个场赴，对于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并不是仁慈的。而对于一位老人，仁慈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我不想强化那个冬日的萧瑟的意象，但对于一位老知识分子，那确实是一个象征。他取出法文版的图文集《杜拉笔下的地点》，打开给我看，那些黑白照片在冷寂中散发着一丝柔情。（一个杜拉式的修辞）。他送给我他的译作，兰波，《地狱里的一季》。那著名的“生活在别处”正是源自这位年青的天才。后来米兰。昆德拉写了一部同名小说。出于一种戏仿的冲动，我为正在写作的新书题名为《此地是他乡》，（它源自中国诗人郑单衣的诗句）。那个灰蒙蒙的下午，我期望它给我一些暗示和隐喻，犹如杜拉笔下的地点。在王道乾先生去世以后，我从他的夫人那里得到了他的遗赠：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的最后一章，论及小说与作家生活的关系时，讨论了圣伯夫的“文学植物学”。
昆德拉引用普鲁斯特的观点：“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品。”地点，杜拉笔下的，或者王道乾先生译笔下的，它的灰色的背景已经穿越了冰冷的气候，向我呈现出我曾经期待的谕示，一个作家就是那个执笔写作的人，他的全部幸福都维系于此。而当他的生活被加以讨论时，就象是他的作品的一个译本。
有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学的译文，不知道在什么意义上被译者充分的研究过。不会被当作产品说明书来对待吧？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给《呼吸》的译者纳蒂娜的复信就象是一份清单，我当然信赖纳蒂娜女士，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在巴黎的朋友张亮说，纳蒂娜是她那一代人中，中译法最好的一位，我就寄希望于这一传闻吧！想想司汤达和乔伊斯在中文中的遭遇，还有谁不能释怀呢？
没有法文翻译不了的东西，也许指的是法国人能把你翻成他想翻成的任何东西，比如，一本菜谱。这当然是一个玩笑。一种文字在另一种文字中的命运，也许正是以玩笑的方式开始的。想一想昆德拉的《玩笑》吧，政治、性、还有爱情，中国当代文学中似乎不缺乏这一切，一种真实到与现实混为一体的东西，致使它无论文风如何，都是译本式的，一个双重的译本，这样的文学是不会把普鲁斯特奉为圭臬的。
幻想！我幻想有另一类文学，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幻想的需要。如同我们需要另一种译本，比如，《外国文艺》。
版权所有 游吟时代 保留全部权利 © 2003-2013 Youy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