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石纲：王权代理与长官意志
河西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赵佶《眼儿媚》
赌博性行为
北宋末年的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都以拥有一套超级豪华的景观住宅为最高理想，这和去年以来上海地区近乎失控的楼盘交易颇有相似之处。房地产经济凸显产业优势和统治阶级的强力鼓吹不无瓜葛，其中受益最多同时也受伤最深的当属徽宗皇帝本人无疑。
和那些靠军事政变起家的大老粗皇帝不同，徽宗皇帝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师中既有满口仁义道德的老学究，也不乏艺术细胞丰富的画家和诗人。其中，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道士是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个，这位出家人因向没有子女而苦恼的徽宗传授了一种闻所未闻的“广嗣之法”（也许是某种房中术隐晦的提法），并使徽宗的后妃顺利产下了一个儿子而名声大噪。正是这位神通广大的道士彻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格局，他向皇帝进言，要想多子多寿，需在京城内筑山。徽宗对这个建议表示由衷的赞赏，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徽宗命令“户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宝箓宫之东筑山象余杭之凤凰山，号曰万岁山，既成更名艮岳”。在运用艺术方面，徽宗似乎比神学家刘道士更有发言权，他全盘考虑了京城的城市规划之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想法：在此基础上再广种奇花异草、广建曲廊亭阁，组成一个庞大得近乎离谱的园林体系才更胜一筹。
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原本可能在理智而又倔强的官员们的坚持下流产，他们完全有理由抱怨这是一次拿国家经济开玩笑的赌博性行为；但不幸的是，徽宗皇帝登基之后接手了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文人大臣们已经熟悉了把一位英明的君主打造成庸才的整个流程，于是他们温和、恭顺，奉承起人来简直是天花乱坠，乘机在皇帝的工程中赚取不菲的差价。道士林灵素的觐见使个人崇拜现象一再升级。林灵素是个大言不惭的江湖骗子，他毫无顾忌的吹捧令徽宗心花怒放，在聆听了林灵素一番“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的露骨歌颂之后，徽宗严肃地声称，这和他之前梦到的情景完全一致。
在先知林灵素的策划下，徽宗投资在京城修建玉清和阳宫、上清宝箓宫、葆真宫等道教样板工程不计其数，并使外省的官员们竞相模仿，这激起了道教徒狂热的拥戴和平民百姓情不自禁的诅咒。
夺宝奇兵
艮岳完全是道教经济的产物。出于羽化飞仙、长生不死的美好目的，徽宗强烈希望自己能成为道教圣徒。道教典籍中的奇思怪想冲昏了这位大主教的头脑，用道教仙境中的石头和花木建造一处园林成了他梦寐以求的事。丞相蔡京是政治上的老狐狸，他向皇帝推荐了一批自己的党羽，其中一个叫朱勔的苏州人深得皇帝的宠幸。凭借他在江浙沪一带的势力，朱勔不知疲倦地为皇帝搜寻着建造艮岳的能工巧匠、鲜花美卉和可遇而不可求的怪石，借此博得皇帝的欢心。出于对老婆孩子的安全担心，拥有这些身外之物的主人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它们被冠以“花石纲”的行动代号，由武功高强的军官押运，装上吨位惊人的大船，由水路浩浩荡荡地运往京师。据说，部分桥梁的拱洞由于设计时的缺陷，不能适应一些巨人大小的石头通过而被迫拆除。当然，超载的石头令船只倾覆也并不罕见，押运这样的货物似乎和武功的高低无关，一场来势并不凶猛的风潮就可能让负责人丢了乌纱帽和脑袋，毫无疑问，青面兽杨志就是其中时乖运蹇的一个。《水浒传》的作者用一首打油诗表达了他对花石纲的不满情绪和绝不妥协的革命立场：“花石纲原没纲纪，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庙当权重，不若山林聚义长”。
在徽宗的嗜好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之后，仍没有人能取代朱勔的位置。一个缺乏艺术判断力的人往往吃力不讨好，在这方面，总工程师徽宗皇帝并不是好糊弄的主子；而晁盖之流的亡命之徒并不只对金银细软感兴趣，他们也渴望着一次恐怖主义行径，以提升他们在绿林界中的知名度。朱勔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尽心尽责，《宋史》说他一旦发现了好石头，就是在天涯海角，也一定要取来运到京师，这使幻想着躲开“夺宝奇兵”搜刮的百姓们痛哭流涕。他手下的爪牙徐铸、应安道、王仲闳等人个个如狼似虎，在盘剥百姓方面很有一套。在这个过程中，朱勔在地产方面的天赋得到了毫无限制的发挥，在其失势之后，官方抄家后发现，这位大地主的净资产居然有三十万亩之巨。
在京师负责施工的工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工程过于浩大，全国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都被征集来为皇帝打工，那些无所畏惧地召唤上天的震怒降临在不信道者身上的佛教徒、明教徒们无一例外要被处以监禁或苦役的惩罚。监工们由吃白食的破落户、贪得无厌的贵族和注重风水的道教设计师组成，他们以铁腕手段维持这桩罪恶的活动。民工们敢怒而不敢言，长期的亚健康状态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使得很多人底气不足，最后累饿而死。
花石纲为京师带来了新气象，改造之后的京师焕然一新，评上国家级园林城市估计是十拿九稳的事。徽宗皇帝对设计构思和工程质量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伟大的杰作：“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力所能为者”。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人心的天平正从北宋帝国移到北方的女真人身上去了。
大祸临头
北方的女真族强烈遣责这种非人道的行径，徽宗对野蛮人干涉文明社会的作法不置可否，他的谦逊被北方的女真族们解释为完全是虚弱和恐惧的表现。在几次试探性的进攻获得甜头之后，金国大军大举进犯，于靖康二年将京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处变不惊的术士郭京请令出战，他声称自己练就了洒豆成兵的本事，从钦宗处轻松骗得几十万的金银财帛。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杂牌军显然不堪一击，当然，精忠报国并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有目击者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之后坐地分赃、大快朵颐的情景之后，不免对自己的经济头脑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京城陷落之后，愤怒的民众涌入艮岳，将这座皇室赖以骄傲的园林拆了个七零八落。时值寒冬，所有的木材都被素质低下的哄抢者席卷一空当了烧火取暖的柴禾，而石头，正史并没有顾及这个细节，写作者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些作为景观的石头却是使一个帝国轰然崩溃的罪魁祸首。这些石头之后的命运大多已无从查考，就像它们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一样。最著名的莫过于现存留园中的冠云峰，作为北宋花石纲的遗物还在默默地诉说着一场伟大的造园运动和一个国家的兴亡，而花石纲的全貌亦可见一斑。
石头是无罪的，罪在运筹帷幄之人。在注重关系而不推崇真理的人际制度中，某些权威人士的个人欲望就可能在这种人际制度的推动下无限的膨胀，并且逐渐上升为一种通行的长官意志。花石纲很快被意识形态化了，它们一旦被打上王权的标记，就会冒出许多王权的代理人来认领这种权力，并将其私有化。森严的等级制度造就了一条中国社群中的潜规则，即以附和来体现下级对上级的忠诚，蔡京、朱勔、林灵素和郭京只不过是这个强大阵营中的几个代表人物罢了。公开争论的声音即使有也被压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道德经》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似乎早就预言了这种至今仍很有市场的中国文化心理。
徽宗，一位罗慕路斯大帝式的人物――以自己的努力摧毁了奠基王朝的根基。《宋史·本纪第二十二》这样来总结徽宗皇帝的是非功过：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由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自古人君玩物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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