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文学空气：给异端留下多少空间？
河西
近几年上海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新增加了一个空气质量报告的栏目，从发展趋势来看，上海的空气质量正在不断改善之中。90年代中期以来，改造上海灰蒙蒙天空的决心就频繁地出现在部分领导的议事日程之中，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和景观河流的治理都可以看作是实现空气情结的一种手段。空气质量的优劣不仅直接影响到上海人的健康状况，由于它的影响力之广，“空气”这个气象学名词似乎也超出了其特殊的专业范畴，侵入到文化领域，成为了一个具有多种维度，多种阐释可能性的隐喻。
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文学空气紧跟政治学和城市规划理论的步伐，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毫无疑问，曾经的上海文坛是先锋派的重镇。小说界的格非、孙甘露；诗歌界的陈东东、京不特、宋琳、默默……可谓群星璀璨。不过随着张爱玲热潮的升温，以一股怀旧风尚为契机，或以追求经济利益相标榜，或以现实主义的回归为指导方针，形式上的革新，异端的声音被压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这个前卫文学的松散联盟很快从大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即使陈东东、孙孟晋以及一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仍在制造一些极端实验性的作品也无济于事。上海文坛正在迅速蜕变为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大本营,几份时尚报纸和杂志作为都市意识形态的载体不断向读者灌输着一套迥异于80年代的价值观念，简单来说就是更加注重当下的感官享乐，对生理、心理刺激的寻求上升到了主导性的位置上。这套话语机制以“后现代”的名义在学术界得到合法化也好，赤裸裸地宣扬市场至上的反精神立场也罢，它们都以另一种国家禁令的形式向先锋派说不，使后者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时至今日，先锋派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是转向更为内敛的写作方式，就是继续打着原来的旗帜，却在被媒体英雄化、时尚化，成为一个明星似的人物，与公众趣味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在上海，后者体现了“空气净化剂”无坚不摧的时尚魅力，它们在将姿态性的写作纳入到时尚产业中来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前卫”一词的定义。某位80年代红极一时的先锋小说家一旦定居上海，并且担任了独当一面的职务，可谓功成名就之后，他的某些行为在人们的视野中忽然变得非常可疑起来，仿佛是一座城市对它的臣民施加了不可言说的魔法。而美女作家（必须将卫慧、棉棉本身的文学价值和美女作家的市场营销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的实质则纯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她们因视觉和生理上的吸引力而被镀上了一层文学的黄金。
城市规划的终极目标就在于排斥异端和偶发机制，将一切都归入到预言家的幻想蓝图之中，将每一座建筑、每一块绿地、每一尊城市雕塑都化身为城市机器的螺丝钉。他们所看重的，只是城市运作的整体效率，让城市像机器一样运转起来，最大限度的发挥它们的潜力。就像一个零件的损伤可能导致整个机器的瘫痪一样，城市规划的决策和执行者也在努力避免这种潜在的威胁，他们的所有举动都可以视作在重新夺回场所的命名权，以城市改造之名行话语霸权之实。“多元时代”也许只在虚拟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一旦落到实处，就不免要遭遇多方联合起来的阻击战。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现代都市比作一位辛勤的“园丁”，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将野草除去，给我们留下整洁一新的假象。同时，所有的都市公民也以投身于社会大熔炉的方式呼应着这位园丁的辛勤劳作，将“污染源”扼杀在摇篮之中。鲍曼写道：“癌症、害虫或野草是无法忏悔的。它们没有犯罪，它们只是按照它们的天性活着，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进行惩罚，只是由于它们罪恶的天性，它们不得不被消灭。”我不知道鲁迅在写《野草》的时候是不是也听到了“园丁”清剿的步伐逼近的声音，但一个走在历史前沿的人，一个与俗世格格不入的人从他现身的一刹那就被缺席宣判为“有害或病态的元素”，并随着时代的所谓进步而发生根本的转移－－先锋派被冠以“邪恶的天才”的美名估计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罢。
在上海，排斥异端的机制已经成为了公共舆论的共识，成为了一种隐形的知识体系，在阻碍着观念上的革新。相关部门在地产和景观规划上的进一步细化（经济上则是一度失控）更为这场“空气净化运动”打下了一支强心针。其目的不外乎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却把精神层面的追求贬低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地步。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合谋形成了新的垄断，他们控制了纸上平面、电台、电视，使持不同观念者变成自娱自乐的“洞中独白者”，他们在撰写着不被发表的地下室手记，以坚忍的意志忍受着来自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看来，他们的未来只有两种归宿：一是投降，一是崩溃）。这种公共性已经成了一种钳制性存在，他们所塑造的表面的文化繁荣只不过是简单的思想复制，实际上却在束缚着想像力。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空气来说，它无异于切断了自由呼吸的源泉。没有更为深入的反思，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形式革新，备受推崇的是柔软的小品文（与吴侬软语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可以追溯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旧话语。关注民工的呼声此起彼伏，它们以一种时尚“反对党”的形式出现，但若以此干涉文学不免也缺乏多少说服力，是不是又落入题材决定论的循环之中去了呢？
波德莱尔面对被现代工业一口口蚕食的巴黎生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诗歌来抵抗让他“震惊”的现代性；而在上海，城市的空间构造已经完全同化了它的居民，使他们无法或者无力将眼前的景象对立为他们的假想敌。他们也不感到震惊，而是安然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批判性力量在这个城市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由于缺乏市场，这种批判性的声音迅速凋萎了，他们的缺席使一边倒现象更为夸张，使所谓的城市精神的塑造只能成为一种虚幻之物。
当然，从文学本身来看，异端和自由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评价参照系。对运动、速度和力量的礼赞，像马里内蒂那样“摧毁一切博物馆、图书馆和科学院”为我们带来一片废墟的同时，它的建设性意义并不如预期的那样显然，更多地，它们指向政治层面上的革命冲动，那是一群个人魅力超过文学成就、政治激情汹涌澎湃的文学造反家。这才使得许多先锋派作家耻于以此自诩，但即便如此，不满足于常规，在形式、结构、语言、逻辑上的冲锋陷阵，就是他们的军功章。没有布勒东备受争议的理论先行和胡言乱语，很难想像有帕斯、埃利蒂斯和圣琼•佩斯这样伟大的后继者来续写着超现实主义的辉煌。先驱者总是承受着太多的误解和压力，但是一座城市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来容纳不同的声音，在我看来，上海显然与它“海纳百川”的堂皇头衔并不相符。我知道，在上海，一个白领浮出海面，就有一个甚至更多的先锋（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前卫设计师和批评家……）沉下地表。他们也许还在歌唱，但他们的嗓子上已经装上了一台微型的消音器，因为属于他们的空间太过逼仄。
200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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